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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此時的中共高層對胡適還存在返回大陸的幻想，於呼呼作響的彈頭射出之際，仍暗中派周鯁生、江澤涵等胡適的親友，從不同渠道勸其返回北京“棄暗投明”。因了這一不為外界所知的緣由，批胡運動在掀了幾個波浪之後，於1952年逐漸式微。中共高層在等待胡適回心轉意，反水倒戈，但胡適對大陸或明或暗投過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隨著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協防台灣，蔣介石集團得以保全，在美隱居的胡適心氣也提高了不少，越來越堅定地支持台灣蔣介石政權。這一不識抬舉的做法，為中共下一輪更加猛烈的批胡運動埋下了伏筆。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1）
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特別是以美國為老大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封鎖與夾擊越來越嚴重的險境，在觀望中等得不耐煩的中共高層，決心向胡適重炮轟擊，一舉將其轟翻在地，同時將殘留在大陸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流毒”全部清洗乾淨以穩住新生的政權。於是，更大規模的批胡運動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導火索，則緣於一件奇特的由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事件”。
1954年9、10月間，有兩個分別叫李希凡和藍翎的“小人物”合作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紅學家，時為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研究員俞平伯，看不到《紅樓夢》偉大的反封建傾向，等等。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報》安排轉載。想不到《人民日報》的掌門人不明就裡，竟膽大包天、稀里糊塗地給予拒絕。隨後，李、藍二人再次發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適的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應該徹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澤東重視，認為要想在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徹底清除中國人對美帝國主義的崇拜心理，就必須徹底根絕胡適作為“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響。於是，毛澤東突破紅學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壺（胡）地把矛頭轉向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思想餘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個大陸各階層宏大的批壺（胡）、倒壺（胡）、砸壺（胡）、摔壺（胡）等一連串的除壺（胡）運動。
此次批胡運動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揚兩位著名“文化班頭”與“奴隸總管”（魯迅語）掛帥，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澤東，從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針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藝思想、歷史觀等，發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銳的、野蠻的炮火轟擊。郭沫若一馬當先，採取開會發言、與記者談話，或親自撰文等形式對胡適口誅筆伐。這年11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與本報記者談話，謂：“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所引起的討論，是當前文化學術界的一個重大事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12月9日，《人民日報》以《三點建議》為題，再度發表了郭沫若於前一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謂胡適是：“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兄難弟，倒是有點像雙峰對峙，雙水分流”，要求大家通過對胡適與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批判，“深刻檢查，隨時警醒”。
郭沫若的轟擊通過香港等左派報刊陸續傳到美國為胡適所知，胡對郭的做法開始尚摸不著頭緒並有些惱怒，後來仔細想想也就明白和釋然了。對於郭氏的為人，胡曾對他的助手胡頌平說過這樣一段話：“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20]當年郭沫若滿懷喜悅之情拿著夾肉的筷子跳起來了，而如今卻非常嚴厲地批判起胡適來。胡適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戲和作秀一樣的被熱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與當頭棒喝。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對於郭沫若的反覆和善變，胡適有過若干次親身領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適改詩》，將胡適在抗戰使美時贈陳光甫詩中的一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諷刺胡適奉了蔣介石之命，做了國民黨的過河卒子。胡適看到這首改詩的文章後自是耿耿於懷，但也僅限於“懷”，尚沒有憑藉自身的影響和權力進行反擊和報復。[21]學術界人士看到的是，這年5月，胡適仍慨然主張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名單中，且在後來評委會審查中為郭大聲疾呼，終使其過關斬將沒有落選。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長文《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個月後，81名院士選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三無主義”疏證》一文，竟大罵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在此之前和之後，無論胡適為其作如何親近與大度的表示，因為政治的需要和關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會對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會不識時務地報以好臉色。他以嚴厲批判的方式表示對昔日朋友的無情，似乎這樣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場的堅定，並有可能得到中央當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對跑到美國的胡適以及最高領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態度自是更加理直氣壯與豪氣萬丈。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1）
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特別是以美國為老大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封鎖與夾擊越來越嚴重的險境，在觀望中等得不耐煩的中共高層，決心向胡適重炮轟擊，一舉將其轟翻在地，同時將殘留在大陸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流毒”全部清洗乾淨以穩住新生的政權。於是，更大規模的批胡運動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導火索，則緣於一件奇特的由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事件”。
1954年9、10月間，有兩個分別叫李希凡和藍翎的“小人物”合作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紅學家，時為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研究員俞平伯，看不到《紅樓夢》偉大的反封建傾向，等等。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報》安排轉載。想不到《人民日報》的掌門人不明就裡，竟膽大包天、稀里糊塗地給予拒絕。隨後，李、藍二人再次發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適的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應該徹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澤東重視，認為要想在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徹底清除中國人對美帝國主義的崇拜心理，就必須徹底根絕胡適作為“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響。於是，毛澤東突破紅學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壺（胡）地把矛頭轉向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思想餘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個大陸各階層宏大的批壺（胡）、倒壺（胡）、砸壺（胡）、摔壺（胡）等一連串的除壺（胡）運動。
此次批胡運動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揚兩位著名“文化班頭”與“奴隸總管”（魯迅語）掛帥，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澤東，從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針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藝思想、歷史觀等，發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銳的、野蠻的炮火轟擊。郭沫若一馬當先，採取開會發言、與記者談話，或親自撰文等形式對胡適口誅筆伐。這年11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與本報記者談話，謂：“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所引起的討論，是當前文化學術界的一個重大事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12月9日，《人民日報》以《三點建議》為題，再度發表了郭沫若於前一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謂胡適是：“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兄難弟，倒是有點像雙峰對峙，雙水分流”，要求大家通過對胡適與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批判，“深刻檢查，隨時警醒”。
郭沫若的轟擊通過香港等左派報刊陸續傳到美國為胡適所知，胡對郭的做法開始尚摸不著頭緒並有些惱怒，後來仔細想想也就明白和釋然了。對於郭氏的為人，胡曾對他的助手胡頌平說過這樣一段話：“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20]當年郭沫若滿懷喜悅之情拿著夾肉的筷子跳起來了，而如今卻非常嚴厲地批判起胡適來。胡適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戲和作秀一樣的被熱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與當頭棒喝。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對於郭沫若的反覆和善變，胡適有過若干次親身領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適改詩》，將胡適在抗戰使美時贈陳光甫詩中的一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諷刺胡適奉了蔣介石之命，做了國民黨的過河卒子。胡適看到這首改詩的文章後自是耿耿於懷，但也僅限於“懷”，尚沒有憑藉自身的影響和權力進行反擊和報復。[21]學術界人士看到的是，這年5月，胡適仍慨然主張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名單中，且在後來評委會審查中為郭大聲疾呼，終使其過關斬將沒有落選。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長文《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個月後，81名院士選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三無主義”疏證》一文，竟大罵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在此之前和之後，無論胡適為其作如何親近與大度的表示，因為政治的需要和關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會對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會不識時務地報以好臉色。他以嚴厲批判的方式表示對昔日朋友的無情，似乎這樣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場的堅定，並有可能得到中央當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對跑到美國的胡適以及最高領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態度自是更加理直氣壯與豪氣萬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