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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文章在香港發表後，電訊於第二天便傳遍美國並在各大報如《紐約時報》等顯要位置登出，稍遲又出現在眾多的暢銷雜誌如《時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時輿論沸騰，眾人側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發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國出版的ForeignAffairs（《外交事務》），發表了胡適花費四十天工夫寫就的《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一文。文章主要論述決定中國和亞洲命運的是兩個歷史事件，即張賊學良弄出的那個西安事變和美英蘇三個邪惡軸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爾達密約，而這兩件大事使共產黨得到喘息並從中漁利，最終導致了國民黨丟失了大陸江山。胡適在文中不乏替國民黨台灣當局“說話”與開脫之意，真正動機如他給傅斯年信中所說：“夏間發憤寫了一篇長文給ForeignAffairs，十月號發表，題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二十五年苦鬥以後的失敗。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綱挈領說一次的……”[16]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4）
因了胡思杜的戰鬥檄文以及表示脫離父子關係的聲明，胡適的《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一文也受到廣泛關注，許多報刊把二者聯繫起來加以評頭論足。胡適面對兒子措辭激烈的言辭，不相信自己親手撫養長大的“小三”會作如此說。同前些時候他不相信老友陳垣會對自己射來鋒矢一樣，他認為此舉仍是共產黨耍的布袋戲，故意蒙蔽大眾和對胡適本人施行刺激，以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對此，胡適在24日日記一條剪報旁加了如下兩句話：
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此當是共產黨得我發表長文的消息之後的反攻。[17]
不管如何猜測，這個被胡氏夫婦稱為“小三”的兒子確實成了新聞人物，當胡思杜與老胡適決裂的電訊傳遍美國的同時，自然地傳遍台灣。1950年9月23日，台灣《中央日報》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電：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報》發表一文，斥其父為“反動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關”。胡思杜刻在北平，他聲言和他父親脫離關係，因為胡適是“人民的敵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島引起轟動，胡適在台的一些朋友聞訊大為惶恐，生怕胡適受到國民黨密布海外勢力的打擊或暗算。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應，與胡適一樣認為胡思杜的言論不是出於本心，乃是共產黨脅迫或蒙蔽的結果。為維護胡適父子的聲譽並顧及胡適本人的政治處境，傅以胡適手下“鬥士”姿態，於9月29日在《中央日報》發表聲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況及中共的方針政策為胡思杜解脫，謂胡思杜少年多病，學業不成，尚屬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最後，傅斯年說：“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大公報》上這一文，也不過一例罷了。陳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願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強迫、代筆與修改，已無從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經新中國成立後團中央主辦的《中國青年》等一流刊物轉載後，迅速在大陸教育文化界產生強烈反響。——這是一個山雨欲來，海嘯突至的信號。隨後，相關機構發動北大文法兩學院討論“胡適思想問題”，並主使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個系科聯合舉行“控拆會”，由俞平伯、楊振聲、顧頡剛，以及自稱與胡適有過七年以上交情的湯用彤、朱光潛等人“帶頭控訴”。隨著倒胡、罵胡的巨浪翻轉升騰，胡適過去的同事、朋友、學生等大小知識分子在驚悚之餘，見風使舵，紛紛跳將出來揭發批判胡適的“反動罪行”，表示與這條“喪家的，美帝國主義走狗”徹底決裂。未久，中共高層又弄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國高校與科研機構在集中力量對老少知識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時，也把胡適、張伯苓、梅貽琦等人拉進來一併洗涮一番。[19]據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報》北京通訊發布的消息說，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於11月16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參加學習的單位，由原定20個院校增至24個院校。另有研究機關如中國科學院、農業科學研究所、衛生部和鐵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員參加，人數已由3000餘人增至6523人。在討論會上，北京大學湯用彤副校長說：“北大最近討論胡適的問題，比較深入。”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楊石先主任委員說：“我們已進行討論張伯苓的問題。由於張伯苓先生有很長一段時間離開學校，一般教師對他不了解，我們找了幾位對張了解的人討論。”又訊：“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學湯副校長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談北大一貫的主導思想問題。通過老教授們的親身體驗，並著重從歷來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分析的結果，公認胡適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會上發言熱烈，羅常培先生並聯繫自己思想進行批判；特別是向達先生，反映歷史系小組討論時的情況，他們對胡適的學閥作風和反動行為舉出許多生動的實例，作了感人的控訴，表現了極大的憤慨。”（南按：時湯用彤已改任副校長，馬寅初任校長）同年12月，《新觀察》刊發了記者肖離、王真的長篇報導，報導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師參加運動的盛況，其中小標題有“批判胡適、梅貽琦”之語。這篇報導通過媒體的轉載傳到胡適手中後，胡對此極為重視，在附於日記的同時，又於文中多處加著重號，表示他內心的不服氣與無可奈何之情。
就在胡思杜文章發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國出版的ForeignAffairs（《外交事務》），發表了胡適花費四十天工夫寫就的《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一文。文章主要論述決定中國和亞洲命運的是兩個歷史事件，即張賊學良弄出的那個西安事變和美英蘇三個邪惡軸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爾達密約，而這兩件大事使共產黨得到喘息並從中漁利，最終導致了國民黨丟失了大陸江山。胡適在文中不乏替國民黨台灣當局“說話”與開脫之意，真正動機如他給傅斯年信中所說：“夏間發憤寫了一篇長文給ForeignAffairs，十月號發表，題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二十五年苦鬥以後的失敗。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綱挈領說一次的……”[16]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4）
因了胡思杜的戰鬥檄文以及表示脫離父子關係的聲明，胡適的《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一文也受到廣泛關注，許多報刊把二者聯繫起來加以評頭論足。胡適面對兒子措辭激烈的言辭，不相信自己親手撫養長大的“小三”會作如此說。同前些時候他不相信老友陳垣會對自己射來鋒矢一樣，他認為此舉仍是共產黨耍的布袋戲，故意蒙蔽大眾和對胡適本人施行刺激，以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對此，胡適在24日日記一條剪報旁加了如下兩句話：
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此當是共產黨得我發表長文的消息之後的反攻。[17]
不管如何猜測，這個被胡氏夫婦稱為“小三”的兒子確實成了新聞人物，當胡思杜與老胡適決裂的電訊傳遍美國的同時，自然地傳遍台灣。1950年9月23日，台灣《中央日報》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電：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報》發表一文，斥其父為“反動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關”。胡思杜刻在北平，他聲言和他父親脫離關係，因為胡適是“人民的敵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島引起轟動，胡適在台的一些朋友聞訊大為惶恐，生怕胡適受到國民黨密布海外勢力的打擊或暗算。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應，與胡適一樣認為胡思杜的言論不是出於本心，乃是共產黨脅迫或蒙蔽的結果。為維護胡適父子的聲譽並顧及胡適本人的政治處境，傅以胡適手下“鬥士”姿態，於9月29日在《中央日報》發表聲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況及中共的方針政策為胡思杜解脫，謂胡思杜少年多病，學業不成，尚屬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最後，傅斯年說：“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大公報》上這一文，也不過一例罷了。陳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願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強迫、代筆與修改，已無從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經新中國成立後團中央主辦的《中國青年》等一流刊物轉載後，迅速在大陸教育文化界產生強烈反響。——這是一個山雨欲來，海嘯突至的信號。隨後，相關機構發動北大文法兩學院討論“胡適思想問題”，並主使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個系科聯合舉行“控拆會”，由俞平伯、楊振聲、顧頡剛，以及自稱與胡適有過七年以上交情的湯用彤、朱光潛等人“帶頭控訴”。隨著倒胡、罵胡的巨浪翻轉升騰，胡適過去的同事、朋友、學生等大小知識分子在驚悚之餘，見風使舵，紛紛跳將出來揭發批判胡適的“反動罪行”，表示與這條“喪家的，美帝國主義走狗”徹底決裂。未久，中共高層又弄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國高校與科研機構在集中力量對老少知識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時，也把胡適、張伯苓、梅貽琦等人拉進來一併洗涮一番。[19]據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報》北京通訊發布的消息說，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於11月16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參加學習的單位，由原定20個院校增至24個院校。另有研究機關如中國科學院、農業科學研究所、衛生部和鐵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員參加，人數已由3000餘人增至6523人。在討論會上，北京大學湯用彤副校長說：“北大最近討論胡適的問題，比較深入。”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楊石先主任委員說：“我們已進行討論張伯苓的問題。由於張伯苓先生有很長一段時間離開學校，一般教師對他不了解，我們找了幾位對張了解的人討論。”又訊：“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學湯副校長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談北大一貫的主導思想問題。通過老教授們的親身體驗，並著重從歷來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分析的結果，公認胡適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會上發言熱烈，羅常培先生並聯繫自己思想進行批判；特別是向達先生，反映歷史系小組討論時的情況，他們對胡適的學閥作風和反動行為舉出許多生動的實例，作了感人的控訴，表現了極大的憤慨。”（南按：時湯用彤已改任副校長，馬寅初任校長）同年12月，《新觀察》刊發了記者肖離、王真的長篇報導，報導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師參加運動的盛況，其中小標題有“批判胡適、梅貽琦”之語。這篇報導通過媒體的轉載傳到胡適手中後，胡對此極為重視，在附於日記的同時，又於文中多處加著重號，表示他內心的不服氣與無可奈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