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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總算明白了其中的一點奧秘，為此很有些懊悔地說：“如果我從解放以來，能夠一貫採取老實態度……就可能不會犯在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13]只可惜馮氏在這方面確實醒悟得太晚，後來發生的對江青“讒媚逢迎”，或許就是他所說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劇吧。
就在馮友蘭接到毛澤東書信五天之後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決定在原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礎上成立中國科學院，任命郭沫若為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等四人為副院長。中科院下設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十多個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部分人員基礎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兼任所長，梁思永、夏鼐為副所長。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正式改名為國立南京博物院，隸屬於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領導，任命南京市軍管會文教處處長徐平羽為院長，曾昭燏為副院長。與此同時，中共在全國教育科學界進行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整編與人事調整，如上海的同濟大學原教務長、測繪學家夏堅白出任該校校長，原在昆明西南聯大學潮中出力甚多和華崗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等，一個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學界業已形成。
與馮友蘭的糊塗相比，毛澤東一直是醒著的，他在指揮數百萬槍桿子以武力推翻蔣家王朝奪得萬里江山的同時，十分明晰地認識到，僅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學術界各機構來個關停並轉，選出幾個新骨幹予以領導是靠不住的。剛剛從國統區“轉新”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儘管沒有跟著老蔣跑到台灣或逃亡海外，但對共產黨懷有觀望心理。這些知識分子與即將在全國展開的施政方針格格不入。如此一個急轉直下的劇變，在馮友蘭等一般書生們看來是極其艱難的，但在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看來卻“如烹小鮮”般容易，因為前有蘇聯老大哥整肅知識分子的成功先例，後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二者結合，自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毛澤東在權衡之後，按“擒賊先擒王”的中國古代兵法要領，首先對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最具影響和號召力的“反動頭目”開火，這個“反動頭目”顯然不是急於獻媚表忠心的馮友蘭輩，而是馮友蘭的老師、號稱“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義風骨，一貫攻擊中共理論與做法的學界“大鱷”胡適之。
儘管此時的胡適像《西遊記》中的猢猻悟空一樣，早已借混亂之機一個跟頭跳出了如來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堅的國土上，但“人還在，心不死”，陰魂不散，精神的幽靈仍在中國大陸花果山水簾洞中徘徊，並在一幫徒子徒孫心目中發揮著別人無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適這個學術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壓於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對滿腦子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產生殺一儆百的震懾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樹立革命的、共產黨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深謀遠慮，繼陳垣打出第一槍之後，批胡運動的號角在九州大地開始吹響。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報》與《中國青年》等報刊轉載——這是胡適離開大陸，繼老友陳垣首次向他射擊之後打出的又一發子彈。極富歷史況味的是，這顆子彈竟出自他的親生兒子之手。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3）
胡適一生情人多多，戀情不斷，風流韻事遍及中外，且還造成一個表妹曹誠英因愛生怨直至出家為尼的悲愴結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個夫人。江冬秀生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女早夭，長大成人者為長子胡祖望（思祖），得名於胡適的母親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胡適對這位美國洋老師的敬重情，更深含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當胡適最後一次由大陸赴美時，他的大兒子胡祖望已在美國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圖書館工作的胡思杜卻鬼使神差地拒絕隨父母南飛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權從圖書館弄出來，送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改造。
關於胡適一生教育老婆與栽培兒子的故事多多，可惜並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將桌上廣顯神通，成為大牌的“麻將名星”，連寫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備，如此思想才能要為兒子樹立榜樣，如同天方夜譚。早年的胡適曾說“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14]又說:“思杜是我創造的”，意思是說中國應該選擇杜威的哲學理論指導實踐，並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適對兒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是內心深處接納自由主義思想的期望。但他沒有想到，這個兒子竟在大地陸沉、自己流亡的艱難處境中，從背後給他射來一槍，稱他是“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15]
胡思杜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中宣稱：自己剛被送入華北革命大學時，仍認為父親“作惡無多”。但經過“學代選舉前兩次檢討會，使我了解在這個問題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動的臭蟲立場。結合《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簡史》的學習”，使自己翻然猛醒，自己的父親原來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而這個敵人“始終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認識蔣匪幫黑幕，不能早日發現美帝狠毒的真相；並替蔣匪幫在美國籌計借款，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鞏固蔣匪政府。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巨款（四百萬美元，收受這筆款的人大都是反動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資助和養成費），甘心為美國服務”。又說：“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對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劃分敵我，還要在個人感情上劃分敵我，即與胡適脫離骨血相連的父子關係。
就在馮友蘭接到毛澤東書信五天之後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決定在原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礎上成立中國科學院，任命郭沫若為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等四人為副院長。中科院下設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十多個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部分人員基礎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兼任所長，梁思永、夏鼐為副所長。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正式改名為國立南京博物院，隸屬於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領導，任命南京市軍管會文教處處長徐平羽為院長，曾昭燏為副院長。與此同時，中共在全國教育科學界進行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整編與人事調整，如上海的同濟大學原教務長、測繪學家夏堅白出任該校校長，原在昆明西南聯大學潮中出力甚多和華崗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等，一個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學界業已形成。
與馮友蘭的糊塗相比，毛澤東一直是醒著的，他在指揮數百萬槍桿子以武力推翻蔣家王朝奪得萬里江山的同時，十分明晰地認識到，僅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學術界各機構來個關停並轉，選出幾個新骨幹予以領導是靠不住的。剛剛從國統區“轉新”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儘管沒有跟著老蔣跑到台灣或逃亡海外，但對共產黨懷有觀望心理。這些知識分子與即將在全國展開的施政方針格格不入。如此一個急轉直下的劇變，在馮友蘭等一般書生們看來是極其艱難的，但在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看來卻“如烹小鮮”般容易，因為前有蘇聯老大哥整肅知識分子的成功先例，後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二者結合，自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毛澤東在權衡之後，按“擒賊先擒王”的中國古代兵法要領，首先對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最具影響和號召力的“反動頭目”開火，這個“反動頭目”顯然不是急於獻媚表忠心的馮友蘭輩，而是馮友蘭的老師、號稱“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義風骨，一貫攻擊中共理論與做法的學界“大鱷”胡適之。
儘管此時的胡適像《西遊記》中的猢猻悟空一樣，早已借混亂之機一個跟頭跳出了如來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堅的國土上，但“人還在，心不死”，陰魂不散，精神的幽靈仍在中國大陸花果山水簾洞中徘徊，並在一幫徒子徒孫心目中發揮著別人無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適這個學術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壓於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對滿腦子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產生殺一儆百的震懾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樹立革命的、共產黨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深謀遠慮，繼陳垣打出第一槍之後，批胡運動的號角在九州大地開始吹響。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報》與《中國青年》等報刊轉載——這是胡適離開大陸，繼老友陳垣首次向他射擊之後打出的又一發子彈。極富歷史況味的是，這顆子彈竟出自他的親生兒子之手。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3）
胡適一生情人多多，戀情不斷，風流韻事遍及中外，且還造成一個表妹曹誠英因愛生怨直至出家為尼的悲愴結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個夫人。江冬秀生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女早夭，長大成人者為長子胡祖望（思祖），得名於胡適的母親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胡適對這位美國洋老師的敬重情，更深含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當胡適最後一次由大陸赴美時，他的大兒子胡祖望已在美國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圖書館工作的胡思杜卻鬼使神差地拒絕隨父母南飛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權從圖書館弄出來，送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改造。
關於胡適一生教育老婆與栽培兒子的故事多多，可惜並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將桌上廣顯神通，成為大牌的“麻將名星”，連寫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備，如此思想才能要為兒子樹立榜樣，如同天方夜譚。早年的胡適曾說“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14]又說:“思杜是我創造的”，意思是說中國應該選擇杜威的哲學理論指導實踐，並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適對兒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是內心深處接納自由主義思想的期望。但他沒有想到，這個兒子竟在大地陸沉、自己流亡的艱難處境中，從背後給他射來一槍，稱他是“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15]
胡思杜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中宣稱：自己剛被送入華北革命大學時，仍認為父親“作惡無多”。但經過“學代選舉前兩次檢討會，使我了解在這個問題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動的臭蟲立場。結合《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簡史》的學習”，使自己翻然猛醒，自己的父親原來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而這個敵人“始終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認識蔣匪幫黑幕，不能早日發現美帝狠毒的真相；並替蔣匪幫在美國籌計借款，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鞏固蔣匪政府。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巨款（四百萬美元，收受這筆款的人大都是反動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資助和養成費），甘心為美國服務”。又說：“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對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劃分敵我，還要在個人感情上劃分敵我，即與胡適脫離骨血相連的父子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