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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此文之後，直接當事人劉乃和於1994年又發表一篇《陳垣的一生》長文，對這段公案披露道：“我們共同研究也想用公開信的形式，把他所見所聞的新中國的新氣象告訴還不知道的人。陳老讓我執筆寫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後，送給剛來北平不久的范文瀾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報》以《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為題刊出。”[10]二劉所言此信的出籠經過大體可信，只是對陳垣當時內心的探究較少，外人很難窺知陳氏真正的心理動態。信中提到的范文瀾就是當年傅斯年訪問延安時見到的那位號稱頭號馬列理論專家，時為華北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陳垣找范文瀾修定此信，除了兩人過去有一段交情，顯然的是懷揣向中共靠攏、表決心的算盤，其複雜的內心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但無論如何，陳氏這一步棋在當時的形勢下，似是走對了，由於率先對胡適這位昔日的朋友打響了隔海第一槍，儘管只打到屁股上，沒有擊中命門，令其當場倒地而亡，卻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重視和好感。後來，陳垣又經過一連串的傑出表現與鍥而不捨的向黨靠攏，終於在79歲的晚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算是了卻了一件終身夙願。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1）
事實上，在陳垣跳出來向胡適打響第一槍之前，“倒胡”運動已經開始，只是在聲勢上沒有陳氏這一槍直接和響亮，因而少為大眾所知。
吳晗等人以軍管會的名義接收北大、清華、師大後，即按照中共高層的旨意開始組織人員討論胡適與“胡適思想問題”。馮友蘭、俞平伯、朱光潛、沈尹默等眾多學者出於各種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會議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適發難，並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學校的軍代表承諾，一定要拋棄胡適四處販賣的自由主義歪理邪說，膺服偉大的、在中國革命航程中具有燈塔地位和重大意義的馬列主義光輝理論云云。稍後，以中共軍代表身份進入清華園，實際主持校務的吳晗，在把馮友蘭頭頂的清華校務委員會委員、文學院院長兩頂帽子整肅掉之後，繼續對這位在西南聯大時代差點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哲學家實施排擠打壓。無端丟掉官帽又遭擠壓的馮友蘭“心不自安”，開始琢磨在這改朝換代的大動盪、大混亂中如何見風使舵，東山再起。經過一段時間的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一個奇招，但因事關重大，加之機會尚未成熟，這個奇招遲遲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機會還是到來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五天，馮友蘭風聞清華大學有許多教授開始向毛澤東寫信表忠心，遂決定加以仿效，並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後，強按內心急促的跳動，潑墨揮毫寫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給已“縛住蒼龍”的毛澤東主席。信中，馮沉痛地斥罵自己過去兩次加入國民黨，且差點當上了中央委員，謂自己在校內校外散布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與活教材。今後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認真學習馬列毛澤東思想，重新做人，爭取用五年時間重新寫出一部馬列主義史觀的哲學史，在學術上立功贖罪云云。
毛澤東接信，於10月13日寫了回信，由一名解放軍下級軍官騎摩托車送至清華園馮友蘭家中。信曰：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
復，敬頌
教祺！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11]
馮友蘭於1918年夏天北大畢業之際，正是毛澤東從湖南進京並在北大圖書館當一名助理之時，僅是一個暑假前後的交錯，使馮友蘭失去了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倏忽間31年過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馮氏望著天安門城樓上那個高大的身影和展開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無法與之抗衡了，遂以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中國古訓，以“自罵”和“獻忠”的雙重招數，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動上的自覺，同時勾起毛對北大往事的回憶，以便開恩眷顧，來個鼓勵獎掖。想不到毛澤東並不買這位原北大學生的陳年老帳，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辦式地劈頭蓋臉給了一頓教訓。馮“頗有意外之感”，垂頭喪氣，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對這次獻媚表忠的失敗，許多年後，馮在自述中說：“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總要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點反感，我當時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經過了三十年的鍛鍊，我現在才開始懂得這句話了。”馮認為自己當初決心在五年之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實在是“膚淺之至，幼稚之極”。理由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談何容易，至於要應用到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難了，“豈是三年五載的時間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話、空話、假話。誇誇其談，沒有實際的內容，這就不是老實態度”。[12]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2）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1）
事實上，在陳垣跳出來向胡適打響第一槍之前，“倒胡”運動已經開始，只是在聲勢上沒有陳氏這一槍直接和響亮，因而少為大眾所知。
吳晗等人以軍管會的名義接收北大、清華、師大後，即按照中共高層的旨意開始組織人員討論胡適與“胡適思想問題”。馮友蘭、俞平伯、朱光潛、沈尹默等眾多學者出於各種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會議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適發難，並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學校的軍代表承諾，一定要拋棄胡適四處販賣的自由主義歪理邪說，膺服偉大的、在中國革命航程中具有燈塔地位和重大意義的馬列主義光輝理論云云。稍後，以中共軍代表身份進入清華園，實際主持校務的吳晗，在把馮友蘭頭頂的清華校務委員會委員、文學院院長兩頂帽子整肅掉之後，繼續對這位在西南聯大時代差點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哲學家實施排擠打壓。無端丟掉官帽又遭擠壓的馮友蘭“心不自安”，開始琢磨在這改朝換代的大動盪、大混亂中如何見風使舵，東山再起。經過一段時間的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一個奇招，但因事關重大，加之機會尚未成熟，這個奇招遲遲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機會還是到來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五天，馮友蘭風聞清華大學有許多教授開始向毛澤東寫信表忠心，遂決定加以仿效，並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後，強按內心急促的跳動，潑墨揮毫寫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給已“縛住蒼龍”的毛澤東主席。信中，馮沉痛地斥罵自己過去兩次加入國民黨，且差點當上了中央委員，謂自己在校內校外散布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與活教材。今後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認真學習馬列毛澤東思想，重新做人，爭取用五年時間重新寫出一部馬列主義史觀的哲學史，在學術上立功贖罪云云。
毛澤東接信，於10月13日寫了回信，由一名解放軍下級軍官騎摩托車送至清華園馮友蘭家中。信曰：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
復，敬頌
教祺！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11]
馮友蘭於1918年夏天北大畢業之際，正是毛澤東從湖南進京並在北大圖書館當一名助理之時，僅是一個暑假前後的交錯，使馮友蘭失去了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倏忽間31年過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馮氏望著天安門城樓上那個高大的身影和展開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無法與之抗衡了，遂以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中國古訓，以“自罵”和“獻忠”的雙重招數，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動上的自覺，同時勾起毛對北大往事的回憶，以便開恩眷顧，來個鼓勵獎掖。想不到毛澤東並不買這位原北大學生的陳年老帳，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辦式地劈頭蓋臉給了一頓教訓。馮“頗有意外之感”，垂頭喪氣，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對這次獻媚表忠的失敗，許多年後，馮在自述中說：“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總要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點反感，我當時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經過了三十年的鍛鍊，我現在才開始懂得這句話了。”馮認為自己當初決心在五年之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實在是“膚淺之至，幼稚之極”。理由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談何容易，至於要應用到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難了，“豈是三年五載的時間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話、空話、假話。誇誇其談，沒有實際的內容，這就不是老實態度”。[12]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對“人民的敵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