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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後期的學術界，就純粹的史學而言，堪與陳寅恪較勁匹敵者，陳垣算是一位。作為一個藥商兒子的陳氏雖沒有受過正規史學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奮，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皆有開創性貢獻，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20世紀20年代初，陳垣就被公認為與王國維齊名的世界級學者。1922年胡適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而“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1]1933年4月15日，前來中國訪學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學術界名流發表了簡短的演講，其中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2]自30年代中期以後，陳垣與學界異軍突起的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正是鑑於陳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學大師，又是輔仁大學校長，胡適於解放軍圍城的逃死之際，想到的第一個人不是陳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陳垣拒絕邀請，沒有隨其南飛，繼續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長。儘管此前胡、陳交誼篤深，且在五個月前還信函往還，但五個月後，陳垣竟像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如此痛快、絕情地與“我的朋友胡適之”決裂，說明政治形勢急轉直下，世道人心已發生了巨大裂變。
6月18日，在美國的胡適首次見到了陳垣的公開信，這是由友人送來的英文雜誌FarEasternBulletin（《遠東通訊》，第2卷第22號，香港1949年6月4日）轉載的《人民日報》信文內容。胡適眯著眼睛呈微笑狀粗略閱畢，第一個反應是“其第一段引我給他最後一信的末段（'48），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3]6月20日，胡適細讀了陳垣公開信英譯本，“更信此信不是偽造的（？），可憐！”[4]6月21日，胡適從6月15日的《華僑日報》上讀到這封公開信的中文本，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我讀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醜態畢露如此，甚可憐惜！”[5]
儘管胡適在情緒上認定此信就是陳氏所寫，但在心理上又不願承認，而從情理上推斷，陳氏的思想轉變也沒有如此快捷，因而對於信的真偽，胡適又在心中打起鼓來。到了6月24日，胡適又找來公開信的中文本，仔細閱讀琢磨後，在日記中載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得那麼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得太過火了！”[6]為了徹底查明此信的真偽，胡適還找來對陳垣熟悉、時正在美國的另一史家蔣廷黻，兩人商討後的結論是：“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餘部分。”[7]這個猜想基本上是最後結論，但對於善於考證且無證不信的胡氏來說，心中仍不踏實。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運動悄然興起（3）
經過大半年的疑慮與思考，證之對中共新政權形勢發展的個人觀察，1950年1月9日，胡適下筆寫就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予以發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嘆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答覆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針對公開信的內容，胡適拿出自己擅長考據的絕招，從文字語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語法結構、信文內容露出的漏洞、過失，及所謂宣傳色彩三個方面，不厭其煩地舉例歸納，強調此文是“改寫”和“偽造”的。最後，胡適得出結論：“這封《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思想自由。”[8]
時勢運轉，風雨無常，常識都不是常新的，考證大師胡適對此文的考證索隱，可謂有對有錯。據後來此文的參與者交代，文章雖是由他人代筆，但確是出於陳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陳垣弟子劉乃和的弟弟，也是陳垣在輔仁大學的學生劉乃崇，撰寫了一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的文章，對當年這封信的公案作了詳細交代。劉文說：“有一天，陳老又讓乃和姐來叫我，我到他家後，他說他已經看到了新的社會，新的國家，讀到了新書，這都是過去沒法子知道的，因此願意把所見所聞告訴那些看不到聽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適之，就隨國民黨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後的情況。我告訴陳老，我在石家莊看見《新華日報》上刊登藍公武與胡適的一封信，他立刻說胡適走前也給我寫過一封信，說罷就取出給了乃和姐，當時陳老就與柴師（指柴德賡，引者注）、乃和姐和我們共同研究，決定也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老反覆講述自己的意見，並徵求我們的意見，由乃和姐執筆寫出，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由陳老與乃和姐同去范文瀾范老住處，請他修改……”[9]
6月18日，在美國的胡適首次見到了陳垣的公開信，這是由友人送來的英文雜誌FarEasternBulletin（《遠東通訊》，第2卷第22號，香港1949年6月4日）轉載的《人民日報》信文內容。胡適眯著眼睛呈微笑狀粗略閱畢，第一個反應是“其第一段引我給他最後一信的末段（'48），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3]6月20日，胡適細讀了陳垣公開信英譯本，“更信此信不是偽造的（？），可憐！”[4]6月21日，胡適從6月15日的《華僑日報》上讀到這封公開信的中文本，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我讀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醜態畢露如此，甚可憐惜！”[5]
儘管胡適在情緒上認定此信就是陳氏所寫，但在心理上又不願承認，而從情理上推斷，陳氏的思想轉變也沒有如此快捷，因而對於信的真偽，胡適又在心中打起鼓來。到了6月24日，胡適又找來公開信的中文本，仔細閱讀琢磨後，在日記中載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得那麼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得太過火了！”[6]為了徹底查明此信的真偽，胡適還找來對陳垣熟悉、時正在美國的另一史家蔣廷黻，兩人商討後的結論是：“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餘部分。”[7]這個猜想基本上是最後結論，但對於善於考證且無證不信的胡氏來說，心中仍不踏實。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運動悄然興起（3）
經過大半年的疑慮與思考，證之對中共新政權形勢發展的個人觀察，1950年1月9日，胡適下筆寫就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予以發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嘆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答覆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針對公開信的內容，胡適拿出自己擅長考據的絕招，從文字語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語法結構、信文內容露出的漏洞、過失，及所謂宣傳色彩三個方面，不厭其煩地舉例歸納，強調此文是“改寫”和“偽造”的。最後，胡適得出結論：“這封《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思想自由。”[8]
時勢運轉，風雨無常，常識都不是常新的，考證大師胡適對此文的考證索隱，可謂有對有錯。據後來此文的參與者交代，文章雖是由他人代筆，但確是出於陳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陳垣弟子劉乃和的弟弟，也是陳垣在輔仁大學的學生劉乃崇，撰寫了一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的文章，對當年這封信的公案作了詳細交代。劉文說：“有一天，陳老又讓乃和姐來叫我，我到他家後，他說他已經看到了新的社會，新的國家，讀到了新書，這都是過去沒法子知道的，因此願意把所見所聞告訴那些看不到聽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適之，就隨國民黨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後的情況。我告訴陳老，我在石家莊看見《新華日報》上刊登藍公武與胡適的一封信，他立刻說胡適走前也給我寫過一封信，說罷就取出給了乃和姐，當時陳老就與柴師（指柴德賡，引者注）、乃和姐和我們共同研究，決定也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老反覆講述自己的意見，並徵求我們的意見，由乃和姐執筆寫出，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由陳老與乃和姐同去范文瀾范老住處，請他修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