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頁
軍機章京(滿語，意為“官”)是軍機大臣的下屬，俗稱“小軍機”，與“大軍機”相對。軍機章京也沒有定員，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議政處等衙署中的中下級官員選任，負責公文收發及滿、漢、蒙古多種文字的翻譯等日常事務。
軍機處的官員沒有編制，簡放任免都在原單位，人數也視需要而定。軍機處要員能否入選，關鍵是看他們與皇帝的私人關係好壞。當時雍正帝最器重、最信任的軍機大臣除了與之關係密切的怡親王允祥外，還有大學士張廷玉、鄂爾泰、鑾儀使納親等，皇帝巡幸、謁陵、駐園時這些人無不跟隨其後。可見，雍正帝幾乎把軍機處看成了自己的一件隨身物件，走到哪裡便帶到哪裡，說明軍機處在雍正帝心裡是十分重要的。
軍機處創建之初，既沒有正式衙門，也沒有印信。雍正十年（1732年）春天，雍正帝命大學士等議定軍機處印信，大學士等擬議印文為“辦理軍機印信”，經雍正帝批准，交禮部鑄造銀印。該印由內奏處保管，印匙則由領班軍機大臣隨身攜帶。另外還打制了鐫有“軍機處”三字的金牌，由值日章京佩帶。須用軍機處印信時，由值日章京憑金牌到內奏處領取印信，隨後，憑金牌向領班軍機大臣索取印匙，並在數人的監督下，才打開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後，金牌要交給值班章京，印匙歸還領班軍機大臣，印信則要重新歸還內奏處。這一規章制度顯得有些繁瑣，但它的確是一套嚴密的管理模式。為了達到保密的目的，雍正帝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關於設立軍機處的理由，雍正帝曾對大學士說：“國家政治，皆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尚可勉為代理，爾等安樂怡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朕之惠也。”事實上，雍正帝倒不是怕辦事的人操心勞神，他建立軍機處是另有目的的。首先，雍正帝是從儲位之爭中衝殺出來的勝利者，雍正帝登基後，雖然對諸兄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懲治，但他們與官僚機構仍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議政處諸王大臣中仍可能有允等人的親信，雍正帝對此看得很透徹，但他又不能把所有的官僚機構統統推倒重來，如果那樣的話，就可能違背群情，不利於穩定。在經過反覆思考之後，雍正帝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建立一個由既有權柄又能服從他指揮的親信人員組成的新機構。其次，在即位之初，雍正帝雖然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但凡軍國大事，皆應集體討論定奪，最後由皇帝宣布執行，雍正帝不可能隨心所欲獨斷專行地處理一些事。可見，雍正帝建立軍機處的目的是加強集權，達到百官隨之、一呼百應的效果。
軍機處設立之初，在各方面還不是很完善，從而使得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意識不到這個特殊機關的重要性。但在雍正帝心裡，軍機處並非臨時建立起來的小機構，而是從長遠利益出發而建立起來的重要機構。
事無大小，事必躬親
雍正帝在創建軍機處的同時，也明確了軍機處的主要工作職責。大致上可歸為三類，即不時應召商議軍機要務；面奉諭旨草擬文書；管理文書檔案。
不時召對商議軍機要務，是指參議國家各種政事事務，議題由雍正帝本人來決定，參議範圍很廣泛，有軍務、人事、典禮等等。讓軍機處參與議事，並不表示給了他們決定事務的職權，皇上只是通過參議向他們徵求意見，至於事情應如何決定，如何處理，諸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就無權過問或從中阻撓了。說得直白一些，當時的軍機處人員沒有固定職權，純屬顧問性質。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凌晨三時至五時，軍機大臣及軍機章京就要進入值班房，早上，雍正帝召見他們。如果有緊急要務，也可能提前召見，甚至一日要接見多次。雍正初年，在軍機大臣中，張廷玉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寵臣之一，也是最忙碌的一位，有時一日召見多達十餘次，特別是在西北兩路用兵期間，入值自晨至暮，有時甚至要忙碌到一鼓、二鼓，直到鄂爾泰內召充任軍機大臣，張廷玉才稍微輕鬆一點。可見，勤政者並不是雍正帝一人。由於他們公務繁忙，雍正帝給了他們許多格外恩典，如每日入值的軍機大臣、章京飯食，都由膳房供給，滿漢章京散值後可以去方略館聚餐。這樣，他們就會更加盡心盡力地去做事。
在軍機處創辦初期，軍機處協助雍正帝辦理的頭等大事是西北兩路用兵。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劾副將軍石文焯縱敵，雍正帝命軍機大臣議奏。同年，西路軍大本營移駐穆壘，雍正帝選定六月初四日巳時啟行，於四月十三日命軍機大臣通知岳鍾琪：“將一應事宜預先留心備辦，但軍機切宜縝密，以防漏泄。”其他方面的軍政、八旗事務，往往也命軍機大臣辦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以山東登州是濱海重鎮，僅有六千兵丁駐防，不敷應對，命軍機大臣詳議是否需要增兵。由此可見，軍機處初創時的主要職責是在辦理戰爭、軍政和八旗事務上，體現了一個“軍”字。後來它已經將範圍擴大為所有機要政事了，連大學士、六部、九卿、督撫、將軍、提督、都統，甚至連學差、主考以及駐外使節的簡放都需要由軍機處開單請旨。
軍機處的官員沒有編制，簡放任免都在原單位，人數也視需要而定。軍機處要員能否入選，關鍵是看他們與皇帝的私人關係好壞。當時雍正帝最器重、最信任的軍機大臣除了與之關係密切的怡親王允祥外，還有大學士張廷玉、鄂爾泰、鑾儀使納親等，皇帝巡幸、謁陵、駐園時這些人無不跟隨其後。可見，雍正帝幾乎把軍機處看成了自己的一件隨身物件，走到哪裡便帶到哪裡，說明軍機處在雍正帝心裡是十分重要的。
軍機處創建之初，既沒有正式衙門，也沒有印信。雍正十年（1732年）春天，雍正帝命大學士等議定軍機處印信，大學士等擬議印文為“辦理軍機印信”，經雍正帝批准，交禮部鑄造銀印。該印由內奏處保管，印匙則由領班軍機大臣隨身攜帶。另外還打制了鐫有“軍機處”三字的金牌，由值日章京佩帶。須用軍機處印信時，由值日章京憑金牌到內奏處領取印信，隨後，憑金牌向領班軍機大臣索取印匙，並在數人的監督下，才打開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後，金牌要交給值班章京，印匙歸還領班軍機大臣，印信則要重新歸還內奏處。這一規章制度顯得有些繁瑣，但它的確是一套嚴密的管理模式。為了達到保密的目的，雍正帝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關於設立軍機處的理由，雍正帝曾對大學士說：“國家政治，皆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尚可勉為代理，爾等安樂怡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朕之惠也。”事實上，雍正帝倒不是怕辦事的人操心勞神，他建立軍機處是另有目的的。首先，雍正帝是從儲位之爭中衝殺出來的勝利者，雍正帝登基後，雖然對諸兄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懲治，但他們與官僚機構仍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議政處諸王大臣中仍可能有允等人的親信，雍正帝對此看得很透徹，但他又不能把所有的官僚機構統統推倒重來，如果那樣的話，就可能違背群情，不利於穩定。在經過反覆思考之後，雍正帝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建立一個由既有權柄又能服從他指揮的親信人員組成的新機構。其次，在即位之初，雍正帝雖然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但凡軍國大事，皆應集體討論定奪，最後由皇帝宣布執行，雍正帝不可能隨心所欲獨斷專行地處理一些事。可見，雍正帝建立軍機處的目的是加強集權，達到百官隨之、一呼百應的效果。
軍機處設立之初，在各方面還不是很完善，從而使得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意識不到這個特殊機關的重要性。但在雍正帝心裡，軍機處並非臨時建立起來的小機構，而是從長遠利益出發而建立起來的重要機構。
事無大小，事必躬親
雍正帝在創建軍機處的同時，也明確了軍機處的主要工作職責。大致上可歸為三類，即不時應召商議軍機要務；面奉諭旨草擬文書；管理文書檔案。
不時召對商議軍機要務，是指參議國家各種政事事務，議題由雍正帝本人來決定，參議範圍很廣泛，有軍務、人事、典禮等等。讓軍機處參與議事，並不表示給了他們決定事務的職權，皇上只是通過參議向他們徵求意見，至於事情應如何決定，如何處理，諸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就無權過問或從中阻撓了。說得直白一些，當時的軍機處人員沒有固定職權，純屬顧問性質。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凌晨三時至五時，軍機大臣及軍機章京就要進入值班房，早上，雍正帝召見他們。如果有緊急要務，也可能提前召見，甚至一日要接見多次。雍正初年，在軍機大臣中，張廷玉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寵臣之一，也是最忙碌的一位，有時一日召見多達十餘次，特別是在西北兩路用兵期間，入值自晨至暮，有時甚至要忙碌到一鼓、二鼓，直到鄂爾泰內召充任軍機大臣，張廷玉才稍微輕鬆一點。可見，勤政者並不是雍正帝一人。由於他們公務繁忙，雍正帝給了他們許多格外恩典，如每日入值的軍機大臣、章京飯食，都由膳房供給，滿漢章京散值後可以去方略館聚餐。這樣，他們就會更加盡心盡力地去做事。
在軍機處創辦初期，軍機處協助雍正帝辦理的頭等大事是西北兩路用兵。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劾副將軍石文焯縱敵，雍正帝命軍機大臣議奏。同年，西路軍大本營移駐穆壘，雍正帝選定六月初四日巳時啟行，於四月十三日命軍機大臣通知岳鍾琪：“將一應事宜預先留心備辦，但軍機切宜縝密，以防漏泄。”其他方面的軍政、八旗事務，往往也命軍機大臣辦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以山東登州是濱海重鎮，僅有六千兵丁駐防，不敷應對，命軍機大臣詳議是否需要增兵。由此可見，軍機處初創時的主要職責是在辦理戰爭、軍政和八旗事務上，體現了一個“軍”字。後來它已經將範圍擴大為所有機要政事了，連大學士、六部、九卿、督撫、將軍、提督、都統，甚至連學差、主考以及駐外使節的簡放都需要由軍機處開單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