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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指出：“為了和平和重新統一德國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中國也歡迎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但此話同樣沒有引起波恩當局的反響。聯邦德國還壓制國人同中國正式接觸的呼聲。
1956年6月底，社會民主黨聯邦議院議員奧倫豪爾提出同中國政府簽訂貿易關係協定，認為這“對德國經濟上有利是不言自明的”，但毫無結果。同年，自由民主黨聯邦議院議會黨團在本黨議員赫爾曼.施瓦恩訪問中國期間，向議院正式提出“關於在北京建立常駐經濟代表機構”的議案，遭到聯邦外交部長馮.希倫塔諾的反對，並被外交部駁回。
在中德建交之前，聯邦德國和中國之間只存在處於“自流狀態”的貿易交往。
1957年9月27日，經波恩當局批准，才由非官方性質的“德意志東方經濟委員會”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在北京簽訂貿易關係協定。次年9、10月間，新華社在波恩設立了常駐記者機構。但兩國政府之間始終沒有往來。
對於中國的台灣問題，聯邦政府認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總的來說持中立態度，不發表明確反對人民中國的聲明，也不考慮同台灣建立官方關係。
1954年3月，阿登納訪問希臘，台灣駐希臘“大使”要求與西德建交，阿登納作了迴避，聯邦外交部隨即指示駐雅典大使館：不改變“觀望”態度。1958年秋，杜勒斯要求聯邦德國就中國炮轟金門發表聲明，遭到聯邦外交部拒絕。在台灣加入國際性組織問題上，聯邦外交部無視美國的一再要求，始終堅持投棄權票。
德國人很清楚，“對台灣積極就意味著對北京失禮”，北京將會認為是搞“兩個中國”。
1961年3月，聯邦外交部的形勢分析報告指出：“如果同福摩薩確定關係，那就會堵塞通往北京的道路”，“考慮到未來蘇中關係的發展，保留這條道路是有利的”。
經常援引北京反對“兩個中國”用來說明反對“兩個德國”立場的聯邦德國擔心：德國搞“兩個中國”，中國就不會搞“兩個德國”？
◆帶來了聯邦德國最美好的祝願
社民黨於1969年上台後，勃蘭特雖然改變了過去僵硬的東方政策，推行新東方政策，改善同蘇聯、東歐的關係，但仍不願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社民黨政府非常擔心同中國發展關係將會影響它推行新東方政策，影響它和蘇聯東歐改善關係。因此自上台以來，除了在它的政策聲明中簡單地提到中國之外，在所有的聲明、講話中都不提同中國的關係。
但在1971-1972年間，中美“桌球外交”、中國聯大席位的恢復、尼克森訪華等重大事件，在聯邦德國引起很大震動。反對黨領導人和報刊強烈要求發展同中國的關係。
反對黨基民盟副主席、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洛德表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新東方政策不應終止於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
但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正忙於同蘇聯、東歐國家的談判，要到1974年才能考慮同中國的關係。
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講：“在長城上找得到德國統一的鑰匙”。
1972年7月，施洛德成功地對北京進行了訪問。“我給您帶來了聯邦德國最美好的祝願。”這位友好使者對歡迎他的周恩來總理說。周總理笑著回答：“我感謝你帶來了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無雨，接見之前正好下了傾盆大雨，也許這是中德關係的良好預兆。
總理問施洛德在長城上爬到了什麼高度，他說爬到了最高的頂上。總理讚許說：“你比尼克森高出了一倍，比法國外長舒曼也高出了不少。”
施洛德到達北京後，同喬冠華進行了四次會談，共同認為：雙方建立外交關係沒有任何困難。毛主席知道施洛德訪華情況後說：“可以請一些人來，右翼的也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不久，毛主席批准了周總理關於同聯邦德國談判建交的請示報告。
1972年8月19日到9月21日，王炳南和史塔登經過40天談判，草簽了中德建交公報。10月，聯邦德國謝爾外長訪華。11月，姬鵬飛外長和謝爾外長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了兩國建交的聯合公報，宣布兩國之間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在當晚的歡迎宴會上，貝多芬的樂曲隨中德邦交的建立而響起。
◆毛澤東：“德國人好。”
科爾：“中國是非常可靠的夥伴。”
中德關係的發展具有難可貴的前提：沒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沒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改善雙邊關係、加強兩國合作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德國是中國人心中的謎。19世紀的德國，後來居上，僅用20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工業革命。20世紀的德國，在短短的30年內，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後，德國僅僅用10多年的時間，艾哈德創造了經濟奇蹟，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先進強大的國家。
“德國人好。”毛澤東對初來中國的施密特說。
世界人民對德國人具有好感，不僅僅中國如此。他們辦事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一諾千金。德意志民族湧現過歌德、席勒、貝多芬、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出現過康德、尼采、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家，誕生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革命導師。
1956年6月底，社會民主黨聯邦議院議員奧倫豪爾提出同中國政府簽訂貿易關係協定，認為這“對德國經濟上有利是不言自明的”，但毫無結果。同年，自由民主黨聯邦議院議會黨團在本黨議員赫爾曼.施瓦恩訪問中國期間，向議院正式提出“關於在北京建立常駐經濟代表機構”的議案，遭到聯邦外交部長馮.希倫塔諾的反對，並被外交部駁回。
在中德建交之前，聯邦德國和中國之間只存在處於“自流狀態”的貿易交往。
1957年9月27日，經波恩當局批准，才由非官方性質的“德意志東方經濟委員會”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在北京簽訂貿易關係協定。次年9、10月間，新華社在波恩設立了常駐記者機構。但兩國政府之間始終沒有往來。
對於中國的台灣問題，聯邦政府認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總的來說持中立態度，不發表明確反對人民中國的聲明，也不考慮同台灣建立官方關係。
1954年3月，阿登納訪問希臘，台灣駐希臘“大使”要求與西德建交，阿登納作了迴避，聯邦外交部隨即指示駐雅典大使館：不改變“觀望”態度。1958年秋，杜勒斯要求聯邦德國就中國炮轟金門發表聲明，遭到聯邦外交部拒絕。在台灣加入國際性組織問題上，聯邦外交部無視美國的一再要求，始終堅持投棄權票。
德國人很清楚，“對台灣積極就意味著對北京失禮”，北京將會認為是搞“兩個中國”。
1961年3月，聯邦外交部的形勢分析報告指出：“如果同福摩薩確定關係，那就會堵塞通往北京的道路”，“考慮到未來蘇中關係的發展，保留這條道路是有利的”。
經常援引北京反對“兩個中國”用來說明反對“兩個德國”立場的聯邦德國擔心：德國搞“兩個中國”，中國就不會搞“兩個德國”？
◆帶來了聯邦德國最美好的祝願
社民黨於1969年上台後，勃蘭特雖然改變了過去僵硬的東方政策，推行新東方政策，改善同蘇聯、東歐的關係，但仍不願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社民黨政府非常擔心同中國發展關係將會影響它推行新東方政策，影響它和蘇聯東歐改善關係。因此自上台以來，除了在它的政策聲明中簡單地提到中國之外，在所有的聲明、講話中都不提同中國的關係。
但在1971-1972年間，中美“桌球外交”、中國聯大席位的恢復、尼克森訪華等重大事件，在聯邦德國引起很大震動。反對黨領導人和報刊強烈要求發展同中國的關係。
反對黨基民盟副主席、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洛德表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新東方政策不應終止於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
但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正忙於同蘇聯、東歐國家的談判，要到1974年才能考慮同中國的關係。
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講：“在長城上找得到德國統一的鑰匙”。
1972年7月，施洛德成功地對北京進行了訪問。“我給您帶來了聯邦德國最美好的祝願。”這位友好使者對歡迎他的周恩來總理說。周總理笑著回答：“我感謝你帶來了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無雨，接見之前正好下了傾盆大雨，也許這是中德關係的良好預兆。
總理問施洛德在長城上爬到了什麼高度，他說爬到了最高的頂上。總理讚許說：“你比尼克森高出了一倍，比法國外長舒曼也高出了不少。”
施洛德到達北京後，同喬冠華進行了四次會談，共同認為：雙方建立外交關係沒有任何困難。毛主席知道施洛德訪華情況後說：“可以請一些人來，右翼的也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不久，毛主席批准了周總理關於同聯邦德國談判建交的請示報告。
1972年8月19日到9月21日，王炳南和史塔登經過40天談判，草簽了中德建交公報。10月，聯邦德國謝爾外長訪華。11月，姬鵬飛外長和謝爾外長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了兩國建交的聯合公報，宣布兩國之間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在當晚的歡迎宴會上，貝多芬的樂曲隨中德邦交的建立而響起。
◆毛澤東：“德國人好。”
科爾：“中國是非常可靠的夥伴。”
中德關係的發展具有難可貴的前提：沒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沒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改善雙邊關係、加強兩國合作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德國是中國人心中的謎。19世紀的德國，後來居上，僅用20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工業革命。20世紀的德國，在短短的30年內，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後，德國僅僅用10多年的時間，艾哈德創造了經濟奇蹟，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先進強大的國家。
“德國人好。”毛澤東對初來中國的施密特說。
世界人民對德國人具有好感，不僅僅中國如此。他們辦事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一諾千金。德意志民族湧現過歌德、席勒、貝多芬、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出現過康德、尼采、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家，誕生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革命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