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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燦爛的傳統文化也對德國人有很大魅力。萊布民茨、歌德和布萊希特，這些偉大的德國人都受過中國哲學的影響。
中德兩國互相敬重，彼此常把對方看成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德國政界人士認識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是5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也充分認識到，作為西歐之首的德國，在歐共體和世界事務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德兩國互相需要。德國需中國的原料和市場，中國需要德國的資金和技術。從中德建交到80年代以來，中德關係是比較全面的和健康的。用科爾的話說：“中國是非常可靠的夥伴。”
1975年，當施密特總理第一次訪華時，中國人似乎已把他當作朋友。
“我們支持德國統一。”鄧小平副總理告訴施密特。
“歐洲太散、太弱，”毛澤東說，“如果歐洲今後10年依然不能從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聯合起來，它就要為此付出代價。歐洲人必須學會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國。為什麼60萬西德人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中國人把歐洲看成和平的力量，是真心誠意的。1985年初，科爾總理訪華，鄧小平在會見科爾時指出，要爭取和平環境，就必須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我們認為歐洲就是一股和平的力量。歐洲的強大是和平的因素，是制止戰爭的因素。同樣，我們中國的發展和強大也是和平因素，是制止戰爭的因素。
顯然，在中、蘇、歐三角地緣關係中，中歐友好顯然有利於中國和歐洲的安全，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在許多美好願望的驅使下，中德高層互訪不斷。僅僅在80年代，德國訪華的就有卡斯藤斯總統、施蒂克倫議長、施密特總理、科爾總理、根舍副總理兼外長、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等政界要人。訪問德國的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有趙紫陽、胡耀邦、谷牧、方毅、李鵬、楊尚昆、陳慕華等。
1985年，吳學謙在49期《瞭望》雜誌中指出，中國與西歐領導人加強互訪，對加深相互了解，加強雙方的友好關係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國與西歐的共同點增多。我們願意在維護和平與加強經濟合作的基礎上同西歐國家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
1986年6月，胡耀邦訪問德國，同勃蘭特親切友好會談，對兩國兩黨關係都表示滿意。勃蘭特表示：“社會民主黨也一直在為此而努力。與此同時，兩黨交往和聯繫也有很好的發展，這有利於兩國的關係。”
聯邦德國總理科爾1986年6月在闡述西德對外政策時指出：“最近我們同中國關係的發展是特別有益的。”、“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近來向外界開放了，承擔了更多的國際責任。通過頻繁的訪問和磋商，我們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為了尋求中國對德國統一的支持，科爾做出了良好的表率：訪問西藏。這是一大壯舉，他是正式訪問西藏的第一位現任外國政府領導人。有一些人出於政治考慮，曾建議他放棄西藏之行。科爾反駁說：“我的西藏之行，不會改變國際局勢。同國際大家庭一樣，聯邦德國政府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在北京，科爾曾說：“我特別渴望看看西藏的發展。”他表示，聯邦德國要幫助西藏發展經濟。抵達拉薩後，科爾在與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讓會見時，提出了具體的援助計劃，其中包括改進西藏地區的紡織工業和皮革工業的計劃，拉薩皮革廠與軍絨加工廠是德國與西藏合作的兩個重點項目。
科爾和夫人遊覽了大昭寺。科爾夫人對大昭寺最年長的喇嘛士登仁青說：“大昭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刻。”
科爾代表聯邦德國政府和人民，當場捐贈了一萬馬克。科爾一行還登上了拉薩西郊的哲蚌寺。當科爾走下汽車的時候，法號齊鳴，寺廟主持人丹增塔青，向科爾獻上了象徵吉祥如意的“哈達”。由250名喇嘛組成的儀仗隊，有的手執經幡、法器，有的手捧“哈達”列隊歡迎。在羅賽林扎倉（僧學院），科爾正趕上400名喇嘛集體誦經。參觀遊覽之後，德國總理感慨地說：“在這裡，我才真正認識到西藏的文化、哲學與自然地貌。在拉薩的日子，將使我永遠難忘。”、“這裡的氣氛和諧，特別是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為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人民有理由為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文化感到驕傲。”
中德關係的發展不僅僅限於政治方面。正如科爾所說，中德關係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礎上的，即政治上“相互磋商”、經濟上“相互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
中德經濟合作成效顯著。中德建交協議達成後不久，1973年便簽署兩國貿易協定，從此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僅僅在70年代，兩國就簽署了商標註冊互惠協議、海運協定、民航協定等十幾個協議和協定。80年代，德中經濟合作聯合會設立農業、煤炭、有色金屬和投資四個工作組，簽訂幾百項合作協議。德國成為僅次於日本、香港和美國的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
在文化交流方面，從科研到音樂、美術、文學和電視等，德中兩國也進行了頻繁的交流。
中德兩國互相敬重，彼此常把對方看成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德國政界人士認識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是5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也充分認識到，作為西歐之首的德國，在歐共體和世界事務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德兩國互相需要。德國需中國的原料和市場，中國需要德國的資金和技術。從中德建交到80年代以來，中德關係是比較全面的和健康的。用科爾的話說：“中國是非常可靠的夥伴。”
1975年，當施密特總理第一次訪華時，中國人似乎已把他當作朋友。
“我們支持德國統一。”鄧小平副總理告訴施密特。
“歐洲太散、太弱，”毛澤東說，“如果歐洲今後10年依然不能從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聯合起來，它就要為此付出代價。歐洲人必須學會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國。為什麼60萬西德人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中國人把歐洲看成和平的力量，是真心誠意的。1985年初，科爾總理訪華，鄧小平在會見科爾時指出，要爭取和平環境，就必須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我們認為歐洲就是一股和平的力量。歐洲的強大是和平的因素，是制止戰爭的因素。同樣，我們中國的發展和強大也是和平因素，是制止戰爭的因素。
顯然，在中、蘇、歐三角地緣關係中，中歐友好顯然有利於中國和歐洲的安全，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在許多美好願望的驅使下，中德高層互訪不斷。僅僅在80年代，德國訪華的就有卡斯藤斯總統、施蒂克倫議長、施密特總理、科爾總理、根舍副總理兼外長、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等政界要人。訪問德國的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有趙紫陽、胡耀邦、谷牧、方毅、李鵬、楊尚昆、陳慕華等。
1985年，吳學謙在49期《瞭望》雜誌中指出，中國與西歐領導人加強互訪，對加深相互了解，加強雙方的友好關係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國與西歐的共同點增多。我們願意在維護和平與加強經濟合作的基礎上同西歐國家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
1986年6月，胡耀邦訪問德國，同勃蘭特親切友好會談，對兩國兩黨關係都表示滿意。勃蘭特表示：“社會民主黨也一直在為此而努力。與此同時，兩黨交往和聯繫也有很好的發展，這有利於兩國的關係。”
聯邦德國總理科爾1986年6月在闡述西德對外政策時指出：“最近我們同中國關係的發展是特別有益的。”、“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近來向外界開放了，承擔了更多的國際責任。通過頻繁的訪問和磋商，我們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為了尋求中國對德國統一的支持，科爾做出了良好的表率：訪問西藏。這是一大壯舉，他是正式訪問西藏的第一位現任外國政府領導人。有一些人出於政治考慮，曾建議他放棄西藏之行。科爾反駁說：“我的西藏之行，不會改變國際局勢。同國際大家庭一樣，聯邦德國政府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在北京，科爾曾說：“我特別渴望看看西藏的發展。”他表示，聯邦德國要幫助西藏發展經濟。抵達拉薩後，科爾在與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讓會見時，提出了具體的援助計劃，其中包括改進西藏地區的紡織工業和皮革工業的計劃，拉薩皮革廠與軍絨加工廠是德國與西藏合作的兩個重點項目。
科爾和夫人遊覽了大昭寺。科爾夫人對大昭寺最年長的喇嘛士登仁青說：“大昭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刻。”
科爾代表聯邦德國政府和人民，當場捐贈了一萬馬克。科爾一行還登上了拉薩西郊的哲蚌寺。當科爾走下汽車的時候，法號齊鳴，寺廟主持人丹增塔青，向科爾獻上了象徵吉祥如意的“哈達”。由250名喇嘛組成的儀仗隊，有的手執經幡、法器，有的手捧“哈達”列隊歡迎。在羅賽林扎倉（僧學院），科爾正趕上400名喇嘛集體誦經。參觀遊覽之後，德國總理感慨地說：“在這裡，我才真正認識到西藏的文化、哲學與自然地貌。在拉薩的日子，將使我永遠難忘。”、“這裡的氣氛和諧，特別是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為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人民有理由為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文化感到驕傲。”
中德關係的發展不僅僅限於政治方面。正如科爾所說，中德關係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礎上的，即政治上“相互磋商”、經濟上“相互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
中德經濟合作成效顯著。中德建交協議達成後不久，1973年便簽署兩國貿易協定，從此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僅僅在70年代，兩國就簽署了商標註冊互惠協議、海運協定、民航協定等十幾個協議和協定。80年代，德中經濟合作聯合會設立農業、煤炭、有色金屬和投資四個工作組，簽訂幾百項合作協議。德國成為僅次於日本、香港和美國的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
在文化交流方面，從科研到音樂、美術、文學和電視等，德中兩國也進行了頻繁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