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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在歐洲，還是亞洲、美洲、非洲，人們都通過各種形式，利用各種途經來表示反法西斯主義的決心。
中國是曾經受過法西斯主義踐踏的國家之一，所受到的戰爭創傷，永遠地留在12億炎黃子孫的腦海里，激勵著我們奮發向前！我們隆重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向所有人宣傳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在世界犯下的各種滔天罪行，旨在教育人們永遠不要忘懷那麼慘痛的歷史，永遠要與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道維護和平，反對戰爭。
今天，我國與德國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成為主要貿易夥伴之一，我們相信中華民族能與德意志民族一道為世界的和平和發展，為中德新的友誼而做出更加輝煌的貢獻。我們應當與德國愛好和平的人們一起站起來，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重新抬頭，要密切地注視它的發展防微杜漸、讓納粹黨永遠地成為歷史。我們也應該與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一道為此做出新的努力，爭取把新法西斯主義扼殺在搖籃之中。
讓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攜起手來！
讓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力量攜起手來！
讓法西斯主義作為歷史的毒品永遠地存放到歷史中去！
讓我們永遠地生活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
第五篇 龍鸛同舞
文明的碰撞不只是產生震盪，更會撞擊出美麗的火花。德意志人踏上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門啟處飄入一縷清風，逸出一縷芬芳。中國為清風所一振，德國為芬芳所沉醉。然而近代史上，文明的碰撞震盪了古老的東方大廈。所幸者，當代的中國和德國在美麗的火花照耀下龍鶴同舞。人們不能不相信：文明的交匯最終將創造出奇蹟。
第十六章 當代中德關係錄
一、冷戰之下結深誼
◆阿登納：恨不相逢未嫁時
二戰以後，德國的任何一位總理，從阿登納到科爾，都極其重視中國的政治影響。
阿登納和施密特，都固執地把中國列為“超級大國”。二戰以後的中德關係，似乎是在德國政治家對中國的盲目恐懼中發展的，雖然中德關係越來越好。阿登納曾經哀嘆：“現在的超級大國是美國和蘇聯以及居於稍後的赤色中國，現在歐洲已再也沒有大國了。既成的事實是，自由的歐洲國家都在核大國的影子裡過日子”。
雖然阿登納十分看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中國屬於與聯邦德國有直接利害衝突的“蘇聯集團”，使他對與中國的關係始終採取無所作為態度。既不前進一步，也不後退一步。這首先是與當時的國際背景是有關係的。最大的背景就是冷戰，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是冤家對頭，勢不兩立。人民中國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中國不屬於“蘇聯陣營”，但更不屬於“西方陣營”，在阿登納的眼裡，從長遠來看，中國是極可怕的敵人，簡直會成為世界公敵。
另外，在聯邦德國必須實行美國的外交政策，它必須緊隨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德在50-60年代實行“哈爾斯坦主義”的對外政策，不承認除蘇聯以外的同民主德國建交的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這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在西德的變種，它與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區別就是讓人更加不能忍受。阿登納解釋說：“聯邦共和國的政治活動能力受到限制，它始終還是處於被占領下的國家，在涉及亞洲的問題上它只能做旁觀者。”
阿登納在中國問題上採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政策，與這位老人的謹慎、狡猾的性格也有關係。阿登納緊張嚴肅的臉上寫著對前途的恐懼，在德國的土地上有美蘇的核武器，他太擔心了，這使他成為世界上最謹慎的人。他喜歡的是觀望，而不是決定。1962年9月6日，當戴樂樂問他是否有興趣同赤色中國搞點接觸，這位老人回答：“時間還有的是。”
阿登納對中蘇分歧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1952年他就對美國駐蘇大使喬治.凱南說：“蘇聯在亞洲有問題，它的背後出現了未來同它爭奪共產主義領導權的赤色中國。”
阿登納希望中國的強大會使蘇聯改弦易轍，有朝一日與西方和解，以便同中國抗衡。他說，“一旦赤色中國變得比蘇聯強大，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的爭奪將具有重要的決定性的意義”，“其後果是，蘇聯人有一天會真心愿意談判”，“我們必須耐心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
但阿登納認為，對於中蘇分歧，任何試圖插手的做法，都有可能“適得其反，結果導致兩個共產主義大國恢復團結”。
這位謹慎的老人擔心，中德關係的改善可能會被懷疑為一種對中蘇分歧的插手和挑撥離間。他不敢這樣做，哪怕事實上那是有益的。阿登納不願意讓德國冒風險，他將風險轉嫁到西方盟國的身上。1964年1月，他無疑對中法建交表示高興：“巴黎承認赤色中國無疑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聲望，無論如何這只會叫蘇聯人對中國感到更加不舒服”。他也力勸美國改善對華關係，他對尼克森說：“美國不應把它的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但聯邦德國自己從不接受中國拋來的繡球。1955年4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中德兩國結束戰爭狀態的決議。9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建立正常關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對此，聯邦德國外交國務秘書瓦爾特.哈爾斯坦電告駐香港總領事館：不接受中國方面發出的試探。
中國是曾經受過法西斯主義踐踏的國家之一，所受到的戰爭創傷，永遠地留在12億炎黃子孫的腦海里，激勵著我們奮發向前！我們隆重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向所有人宣傳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在世界犯下的各種滔天罪行，旨在教育人們永遠不要忘懷那麼慘痛的歷史，永遠要與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道維護和平，反對戰爭。
今天，我國與德國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成為主要貿易夥伴之一，我們相信中華民族能與德意志民族一道為世界的和平和發展，為中德新的友誼而做出更加輝煌的貢獻。我們應當與德國愛好和平的人們一起站起來，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重新抬頭，要密切地注視它的發展防微杜漸、讓納粹黨永遠地成為歷史。我們也應該與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一道為此做出新的努力，爭取把新法西斯主義扼殺在搖籃之中。
讓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攜起手來！
讓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力量攜起手來！
讓法西斯主義作為歷史的毒品永遠地存放到歷史中去！
讓我們永遠地生活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
第五篇 龍鸛同舞
文明的碰撞不只是產生震盪，更會撞擊出美麗的火花。德意志人踏上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門啟處飄入一縷清風，逸出一縷芬芳。中國為清風所一振，德國為芬芳所沉醉。然而近代史上，文明的碰撞震盪了古老的東方大廈。所幸者，當代的中國和德國在美麗的火花照耀下龍鶴同舞。人們不能不相信：文明的交匯最終將創造出奇蹟。
第十六章 當代中德關係錄
一、冷戰之下結深誼
◆阿登納：恨不相逢未嫁時
二戰以後，德國的任何一位總理，從阿登納到科爾，都極其重視中國的政治影響。
阿登納和施密特，都固執地把中國列為“超級大國”。二戰以後的中德關係，似乎是在德國政治家對中國的盲目恐懼中發展的，雖然中德關係越來越好。阿登納曾經哀嘆：“現在的超級大國是美國和蘇聯以及居於稍後的赤色中國，現在歐洲已再也沒有大國了。既成的事實是，自由的歐洲國家都在核大國的影子裡過日子”。
雖然阿登納十分看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中國屬於與聯邦德國有直接利害衝突的“蘇聯集團”，使他對與中國的關係始終採取無所作為態度。既不前進一步，也不後退一步。這首先是與當時的國際背景是有關係的。最大的背景就是冷戰，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是冤家對頭，勢不兩立。人民中國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中國不屬於“蘇聯陣營”，但更不屬於“西方陣營”，在阿登納的眼裡，從長遠來看，中國是極可怕的敵人，簡直會成為世界公敵。
另外，在聯邦德國必須實行美國的外交政策，它必須緊隨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德在50-60年代實行“哈爾斯坦主義”的對外政策，不承認除蘇聯以外的同民主德國建交的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這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在西德的變種，它與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區別就是讓人更加不能忍受。阿登納解釋說：“聯邦共和國的政治活動能力受到限制，它始終還是處於被占領下的國家，在涉及亞洲的問題上它只能做旁觀者。”
阿登納在中國問題上採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政策，與這位老人的謹慎、狡猾的性格也有關係。阿登納緊張嚴肅的臉上寫著對前途的恐懼，在德國的土地上有美蘇的核武器，他太擔心了，這使他成為世界上最謹慎的人。他喜歡的是觀望，而不是決定。1962年9月6日，當戴樂樂問他是否有興趣同赤色中國搞點接觸，這位老人回答：“時間還有的是。”
阿登納對中蘇分歧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1952年他就對美國駐蘇大使喬治.凱南說：“蘇聯在亞洲有問題，它的背後出現了未來同它爭奪共產主義領導權的赤色中國。”
阿登納希望中國的強大會使蘇聯改弦易轍，有朝一日與西方和解，以便同中國抗衡。他說，“一旦赤色中國變得比蘇聯強大，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的爭奪將具有重要的決定性的意義”，“其後果是，蘇聯人有一天會真心愿意談判”，“我們必須耐心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
但阿登納認為，對於中蘇分歧，任何試圖插手的做法，都有可能“適得其反，結果導致兩個共產主義大國恢復團結”。
這位謹慎的老人擔心，中德關係的改善可能會被懷疑為一種對中蘇分歧的插手和挑撥離間。他不敢這樣做，哪怕事實上那是有益的。阿登納不願意讓德國冒風險，他將風險轉嫁到西方盟國的身上。1964年1月，他無疑對中法建交表示高興：“巴黎承認赤色中國無疑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聲望，無論如何這只會叫蘇聯人對中國感到更加不舒服”。他也力勸美國改善對華關係，他對尼克森說：“美國不應把它的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但聯邦德國自己從不接受中國拋來的繡球。1955年4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中德兩國結束戰爭狀態的決議。9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建立正常關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對此，聯邦德國外交國務秘書瓦爾特.哈爾斯坦電告駐香港總領事館：不接受中國方面發出的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