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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為鏡，可以知日疾
舉世譴責法西斯侵略戰爭，德意志也真誠反省，日本卻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韙，否認侵略歷史，其癥結何在？如果以德國為鏡子，不難照出日本的邪症所在。最重要的，還是戰後沒有從日本身上完全切除軍國主義分子這塊毒瘤，從而保存了遠比德國強大的極右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軍事法庭雖然對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但由於美國占領當局出於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需要，把日本當作“反蘇反共的防波堤”，對日本實行特殊的扶植政策，因此，關於嚴懲戰犯的決議沒有得到徹底的落實，留下禍患。許多戰犯被包庇，該起訴的沒有起訴，該判刑的沒有判刑，已判刑的被提前釋放。一些軍國主義分子乃至戰犯又重回到軍界，政界、財界等政府部門，其中有的趁機擔任要職。
最典型的例子是岸信介，戰後以甲級戰犯被捕入獄，1948年就脫出牢獄之災，1957年竟當選自民黨總裁，任日本內閣總理。尤為遺禍匪淺的是，右翼勢力趁戰後日本民主勢力尚薄弱之機，組織起政黨，活躍於日本政壇，最終起到主導作用。例如，前“大日本政治會”的一批御用議員組成日本進步黨，該黨後來演變為日本民主黨，最後與自由黨合併，組成自民黨。自民黨內部派系複雜，成為極右勢力的庇護所。極右分子常常跳出來，為軍國主義分子翻案。
這不同於德國。德國納粹分子在戰後作鳥獸散，沒有形成什麼勢力。戰後德國東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納粹分子沒有藏身之地；西部也為資本主義民主勢力所主導，特別是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一度執政。因此，德國政壇沒有法西斯分子的發言人。
同德國不一樣，戰後日本不是徹底拋棄舊體制，而是竭力保存了天皇制。我們知道，德國納粹體制因戰爭的失敗而分崩離析；德國西部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選舉自下而上重組了國家政權，舊體制被唾棄。然而，日本雖曰無條件投降，實際上是以保存天皇制為條件的。美國獨占後，並未解散舊政府。後來雖然制訂了民主憲法，永遠放棄戰爭，但仍以天皇為象徵，裕仁天皇仍然在位數十年。實際上，天皇對侵略戰爭也負有不可推御的責任。但是他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而是成為極右勢力的擋箭牌。
此外，同德國相比較，日本承認侵略歷史也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德國戰後教育實現了民主化，一切否認法西斯戰爭罪行、宣揚納粹主義言行都被禁止。但是日本的歷史教育至多只是以對侵略戰爭輕描淡寫一下，連這一點點也總想擦掉。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那場野蠻的罪惡的戰爭，也沒有通過教育了解到那段醜惡歷史。因此，日本民眾的保守傾向很鮮明。他們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的恐怖瞬間卻記憶猶新。他們記住了那一剎那的末日氣象，卻淡忘了在中國古都南京進行了七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如果深掘下去，我們同樣可以從民族性上發現更深的根源。德意志民族長期交往於歐洲諸民族，形成了反納粹主義的西方民主意識，容易摔掉歷史包袱。然而，日本卻有所不同。日本的確是虛心學習的民族，但是它卻是最排外的民族。別人的東西總是別人的東西，拿來只能是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的個性。民主自由思想沒有深入到日本人的內心深處，因而難以正確對待反民主的軍國主義。
另一個原因是，日本戰後轉軌不如德國徹底。德國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礎，成功地建立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社會良性運行。然而，日本依然保存了趕超型發展的弊病。日本財閥經濟根深蒂固，死而復甦。日本政壇官僚主義餘毒匪淺，政黨政治不成熟，金錢政治流毒深遠。國家對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仍保持著明治維新以來的傳統。日本微觀經濟組織雖然效益高，但是缺乏開放性。這樣，極右勢力仍然有深厚的根基。
如此種種致癌因素相互作用，激活了軍國主義餘毒。
◆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日本的一些令國際社會瞠目的行為，在鄰國所引起的憂慮，遠甚於德國鄰人對德國的憂慮，因為日本的威脅比德國現實得多。
日本現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而今正進行所謂的第三次遠航，爭取實現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目標。與德國不同，它否認侵略歷史，何去何從尚不得而知。與德國不同，它不是限制軍備，而是擴充軍備。日本詭稱不做軍事大國，卻實實在在地向軍事大國邁進。冷戰終結後，其軍費卻在激增，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遠勝於俄國，更超過中國等亞洲鄰國的防衛開支。它更擁有最先進的軍事技術，這種技術在海灣戰爭中初顯威力。它還擁有現代化的軍隊，這支軍隊官多於兵，以備急速擴軍的需要。
日本以貿易立國，對國際市場，特別是亞州市場依賴深重，它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去保障運輸線呢？它公然宣布安全線一千公里，向南延展至馬六甲海峽！
此外，日本同中國、俄國和韓國存在嚴重領土爭端，這是潛在的衝突導火索。然而，國際社會對它卻缺乏監督。我們知道，德國統一了，但國際社會卻建立了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能夠保證德國在和平道路上健康發展。國際社會對日本卻缺少這種機制。唯一的有效的約束是，美國駐軍日本。然而，美國是依據自己的願望，而不是依據亞洲國家的根本利益行動的。
舉世譴責法西斯侵略戰爭，德意志也真誠反省，日本卻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韙，否認侵略歷史，其癥結何在？如果以德國為鏡子，不難照出日本的邪症所在。最重要的，還是戰後沒有從日本身上完全切除軍國主義分子這塊毒瘤，從而保存了遠比德國強大的極右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軍事法庭雖然對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但由於美國占領當局出於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需要，把日本當作“反蘇反共的防波堤”，對日本實行特殊的扶植政策，因此，關於嚴懲戰犯的決議沒有得到徹底的落實，留下禍患。許多戰犯被包庇，該起訴的沒有起訴，該判刑的沒有判刑，已判刑的被提前釋放。一些軍國主義分子乃至戰犯又重回到軍界，政界、財界等政府部門，其中有的趁機擔任要職。
最典型的例子是岸信介，戰後以甲級戰犯被捕入獄，1948年就脫出牢獄之災，1957年竟當選自民黨總裁，任日本內閣總理。尤為遺禍匪淺的是，右翼勢力趁戰後日本民主勢力尚薄弱之機，組織起政黨，活躍於日本政壇，最終起到主導作用。例如，前“大日本政治會”的一批御用議員組成日本進步黨，該黨後來演變為日本民主黨，最後與自由黨合併，組成自民黨。自民黨內部派系複雜，成為極右勢力的庇護所。極右分子常常跳出來，為軍國主義分子翻案。
這不同於德國。德國納粹分子在戰後作鳥獸散，沒有形成什麼勢力。戰後德國東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納粹分子沒有藏身之地；西部也為資本主義民主勢力所主導，特別是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一度執政。因此，德國政壇沒有法西斯分子的發言人。
同德國不一樣，戰後日本不是徹底拋棄舊體制，而是竭力保存了天皇制。我們知道，德國納粹體制因戰爭的失敗而分崩離析；德國西部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選舉自下而上重組了國家政權，舊體制被唾棄。然而，日本雖曰無條件投降，實際上是以保存天皇制為條件的。美國獨占後，並未解散舊政府。後來雖然制訂了民主憲法，永遠放棄戰爭，但仍以天皇為象徵，裕仁天皇仍然在位數十年。實際上，天皇對侵略戰爭也負有不可推御的責任。但是他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而是成為極右勢力的擋箭牌。
此外，同德國相比較，日本承認侵略歷史也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德國戰後教育實現了民主化，一切否認法西斯戰爭罪行、宣揚納粹主義言行都被禁止。但是日本的歷史教育至多只是以對侵略戰爭輕描淡寫一下，連這一點點也總想擦掉。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那場野蠻的罪惡的戰爭，也沒有通過教育了解到那段醜惡歷史。因此，日本民眾的保守傾向很鮮明。他們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的恐怖瞬間卻記憶猶新。他們記住了那一剎那的末日氣象，卻淡忘了在中國古都南京進行了七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如果深掘下去，我們同樣可以從民族性上發現更深的根源。德意志民族長期交往於歐洲諸民族，形成了反納粹主義的西方民主意識，容易摔掉歷史包袱。然而，日本卻有所不同。日本的確是虛心學習的民族，但是它卻是最排外的民族。別人的東西總是別人的東西，拿來只能是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的個性。民主自由思想沒有深入到日本人的內心深處，因而難以正確對待反民主的軍國主義。
另一個原因是，日本戰後轉軌不如德國徹底。德國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礎，成功地建立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社會良性運行。然而，日本依然保存了趕超型發展的弊病。日本財閥經濟根深蒂固，死而復甦。日本政壇官僚主義餘毒匪淺，政黨政治不成熟，金錢政治流毒深遠。國家對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仍保持著明治維新以來的傳統。日本微觀經濟組織雖然效益高，但是缺乏開放性。這樣，極右勢力仍然有深厚的根基。
如此種種致癌因素相互作用，激活了軍國主義餘毒。
◆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日本的一些令國際社會瞠目的行為，在鄰國所引起的憂慮，遠甚於德國鄰人對德國的憂慮，因為日本的威脅比德國現實得多。
日本現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而今正進行所謂的第三次遠航，爭取實現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目標。與德國不同，它否認侵略歷史，何去何從尚不得而知。與德國不同，它不是限制軍備，而是擴充軍備。日本詭稱不做軍事大國，卻實實在在地向軍事大國邁進。冷戰終結後，其軍費卻在激增，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遠勝於俄國，更超過中國等亞洲鄰國的防衛開支。它更擁有最先進的軍事技術，這種技術在海灣戰爭中初顯威力。它還擁有現代化的軍隊，這支軍隊官多於兵，以備急速擴軍的需要。
日本以貿易立國，對國際市場，特別是亞州市場依賴深重，它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去保障運輸線呢？它公然宣布安全線一千公里，向南延展至馬六甲海峽！
此外，日本同中國、俄國和韓國存在嚴重領土爭端，這是潛在的衝突導火索。然而，國際社會對它卻缺乏監督。我們知道，德國統一了，但國際社會卻建立了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能夠保證德國在和平道路上健康發展。國際社會對日本卻缺少這種機制。唯一的有效的約束是，美國駐軍日本。然而，美國是依據自己的願望，而不是依據亞洲國家的根本利益行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