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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埃倫，快穿吧。”
“讓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麗不耐煩地站起身來，把孩子抱到臥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對於這個愛嘮叨的、自負的、胡思亂想的老頭兒，她已經沒有什麼敬愛，他的趾高氣揚的挖苦話和頑固得閉眼不顧事實的樂觀主義，已經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這個危境，儘管說到底還是她自己要負主要的責任——她常常回過頭來這樣想。
亨利·娜塔麗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這種自我的探索。她在什麼情況下幹了這種不幸的蠢事呢？在回來的時候嗎？在跟拜倫結婚的時候嗎？沒有搭德國飛機離開蘇黎世嗎？沒有跟赫布·羅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嗎？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處。儘管她表面上那麼聰敏，歸根到底她卻愚蠢透頂。她什麼也不是，什麼人也不是；她沒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飄蕩的蒲公英的絨毛。她是猶太人，但是這個標誌除了惹起麻煩之外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她的第一次戀愛是跟一個異教的非猶太的知識分子。她跟一個基督徒結了婚，沒有怎麼考慮兩個人在出身背景的衝突；他年輕，缺乏學識，又使她多一層煩惱。這一連串多麼奇怪、偶然、不連貫的遭遇卻創造了這個在她懷裡沉睡的藍眼睛小生物！
過去幾星期，娜塔麗夜裡開始做夢，仿佛上述一連串遭遇都不曾發生過。在這些夢中，時間倒流回去，有時候回到巴黎，有時候回到大學，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長島的兒童時代。她在睡夢中發現自己擺脫了夢魘般的現實生活，心中充滿了寬慰和快樂；但是當她醒來發現夢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實的方面時，一種冷酷而消沉的憂傷便接踵而至。不過至少這個孩子是屬於真實方面的。
孩子成為她生命的寄託了。在這一時刻，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就是她胸口的這隻溫暖的小嘴：活潑、甜蜜而且異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館的房間裡，在羅馬，在歐洲——全是骯髒的、危險的、不可靠的而且漸漸暗下去的視野。外交人員的專車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孩子睡著的時候，娜塔麗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準備到大使館去。
“喂，親愛的，你看來很漂亮。”起居室里，埃倫現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著索爾家在他六十二歲生日送給他的一件藍色短斗篷，穿著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繫著一個很大的領結。他還在喝雪利酒。
“無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裡，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套倒霉的衣服燒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倫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態，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揮了揮，興高采烈地笑起來。“真了不起，你還保持著你的幽默感。”他說，雖然娜塔麗相當嚴肅。“坐下，親愛的。別再踱來踱去了。”
“我們不到大使館去了嗎？”她坐在一張躺椅的扶手上。
“告訴我，娜塔麗，你看見過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嗎？”
“那個梵蒂岡圖書館的管理員嗎？沒有。”
他乜斜著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這是在傍晚將盡，他喝下過多的白蘭地時往往出現的。“不過，我想有一個晚上我們大家在一道吃過飯。”
“我想大概有過。路易斯病了。”
“啊，不錯。我現在想起來了。嗐，恩里科一會兒就要開車來把我們帶到威尼斯廣場去。他認識所有的新聞記者，我們可以在新聞記者席聽墨索里尼演說。”
“什麼？我的天，我不願把孩子帶到法西斯暴徒那裡去！那怎麼——”
傑斯特羅舉起手來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張便條上寫了幾行字，同時繼續跟她講話。“喂，親愛的，這是看得見的歷史。既然我們處在這樣的境地，我們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遞給她的那張便條上寫著：要是宣布戰爭，他會一直把我們送到大使館去。就是這個打算。我們不呆在旅館，在這裡我們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寫了一句：“為什麼你信得過他？”他們不敢肯定他們的房間裡裝有竊聽器，但是有時候他們寫便條來對話，作為預防措施。
傑斯特羅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鏡取下，用一塊手帕擦了擦。這是娜塔麗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談闊論的一種不自覺的信號。他輕輕地說：“娜塔麗，你知道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嗎？”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這些年來你也許很機警。告訴你，我講的完全是真話。”
埃倫往往在喝白蘭地或者雪利酒的時候發表一些古怪的言論，但他從來也沒有講過這種離奇的話。娜塔麗被他弄糊塗了，聳一聳肩膀說：“我該怎麼說呢？你是認真的嗎？”
“是的，非常認真。親愛的，這是一樁家醜啊。他們沒有告訴過你，我倒有點驚訝。二十三歲的時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紅，扭歪著嘴，害羞地咧開嘴笑了笑，一面搔著鬍子。“但從來沒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於那個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當時，這種行為是真誠的。”
於是埃倫告訴她關於雷德克利夫學院的一個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經當過她的歷史和美學的導師，她是一個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兒。過了一年半熱戀的生活，兩人的愛情就垮台了。後來他離開劍橋大學，在耶魯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把那個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記憶都拋在腦後了。
“讓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麗不耐煩地站起身來，把孩子抱到臥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對於這個愛嘮叨的、自負的、胡思亂想的老頭兒，她已經沒有什麼敬愛，他的趾高氣揚的挖苦話和頑固得閉眼不顧事實的樂觀主義，已經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這個危境，儘管說到底還是她自己要負主要的責任——她常常回過頭來這樣想。
亨利·娜塔麗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這種自我的探索。她在什麼情況下幹了這種不幸的蠢事呢？在回來的時候嗎？在跟拜倫結婚的時候嗎？沒有搭德國飛機離開蘇黎世嗎？沒有跟赫布·羅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嗎？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處。儘管她表面上那麼聰敏，歸根到底她卻愚蠢透頂。她什麼也不是，什麼人也不是；她沒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飄蕩的蒲公英的絨毛。她是猶太人，但是這個標誌除了惹起麻煩之外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她的第一次戀愛是跟一個異教的非猶太的知識分子。她跟一個基督徒結了婚，沒有怎麼考慮兩個人在出身背景的衝突；他年輕，缺乏學識，又使她多一層煩惱。這一連串多麼奇怪、偶然、不連貫的遭遇卻創造了這個在她懷裡沉睡的藍眼睛小生物！
過去幾星期，娜塔麗夜裡開始做夢，仿佛上述一連串遭遇都不曾發生過。在這些夢中，時間倒流回去，有時候回到巴黎，有時候回到大學，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長島的兒童時代。她在睡夢中發現自己擺脫了夢魘般的現實生活，心中充滿了寬慰和快樂；但是當她醒來發現夢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實的方面時，一種冷酷而消沉的憂傷便接踵而至。不過至少這個孩子是屬於真實方面的。
孩子成為她生命的寄託了。在這一時刻，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就是她胸口的這隻溫暖的小嘴：活潑、甜蜜而且異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館的房間裡，在羅馬，在歐洲——全是骯髒的、危險的、不可靠的而且漸漸暗下去的視野。外交人員的專車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孩子睡著的時候，娜塔麗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準備到大使館去。
“喂，親愛的，你看來很漂亮。”起居室里，埃倫現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著索爾家在他六十二歲生日送給他的一件藍色短斗篷，穿著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繫著一個很大的領結。他還在喝雪利酒。
“無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裡，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套倒霉的衣服燒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倫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態，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揮了揮，興高采烈地笑起來。“真了不起，你還保持著你的幽默感。”他說，雖然娜塔麗相當嚴肅。“坐下，親愛的。別再踱來踱去了。”
“我們不到大使館去了嗎？”她坐在一張躺椅的扶手上。
“告訴我，娜塔麗，你看見過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嗎？”
“那個梵蒂岡圖書館的管理員嗎？沒有。”
他乜斜著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這是在傍晚將盡，他喝下過多的白蘭地時往往出現的。“不過，我想有一個晚上我們大家在一道吃過飯。”
“我想大概有過。路易斯病了。”
“啊，不錯。我現在想起來了。嗐，恩里科一會兒就要開車來把我們帶到威尼斯廣場去。他認識所有的新聞記者，我們可以在新聞記者席聽墨索里尼演說。”
“什麼？我的天，我不願把孩子帶到法西斯暴徒那裡去！那怎麼——”
傑斯特羅舉起手來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張便條上寫了幾行字，同時繼續跟她講話。“喂，親愛的，這是看得見的歷史。既然我們處在這樣的境地，我們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遞給她的那張便條上寫著：要是宣布戰爭，他會一直把我們送到大使館去。就是這個打算。我們不呆在旅館，在這裡我們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寫了一句：“為什麼你信得過他？”他們不敢肯定他們的房間裡裝有竊聽器，但是有時候他們寫便條來對話，作為預防措施。
傑斯特羅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鏡取下，用一塊手帕擦了擦。這是娜塔麗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談闊論的一種不自覺的信號。他輕輕地說：“娜塔麗，你知道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嗎？”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這些年來你也許很機警。告訴你，我講的完全是真話。”
埃倫往往在喝白蘭地或者雪利酒的時候發表一些古怪的言論，但他從來也沒有講過這種離奇的話。娜塔麗被他弄糊塗了，聳一聳肩膀說：“我該怎麼說呢？你是認真的嗎？”
“是的，非常認真。親愛的，這是一樁家醜啊。他們沒有告訴過你，我倒有點驚訝。二十三歲的時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紅，扭歪著嘴，害羞地咧開嘴笑了笑，一面搔著鬍子。“但從來沒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於那個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當時，這種行為是真誠的。”
於是埃倫告訴她關於雷德克利夫學院的一個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經當過她的歷史和美學的導師，她是一個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兒。過了一年半熱戀的生活，兩人的愛情就垮台了。後來他離開劍橋大學，在耶魯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把那個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記憶都拋在腦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