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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特勒從來沒有提出這個要求。他讓日本跟俄國繼續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卻把德國人民投入對美國的戰爭。隨著這一個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歷史性的勝利和帝國的前途拋棄了。為什麼？
元首到柏林去宣戰的時候，我本人正飛往莫斯科前線進行空中視察。十二月中旬，當我又在“狼穴”里見到他的時候，他把美國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也在場，他把美國叫作一半猶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個雜種民族，不可能進行重大戰爭。他得意洋洋地說，美國忙於應付日本，大概要被打敗。它不可能還有機會幹預歐洲的事情。這就是他說的話。但是我那時相信，現在依然相信，這些話都是他叫部下高興的胡說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談。跟日本的領袖們不一樣，希特勒深知一個關於美國的決定性的軍事事實：切勿做那種喚醒和團結這個混亂的、愛爭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卻做了這樣的事情。
這場戰爭根本上是一盤以人和國家為棋子的棋賽，是兩種意志和兩種世界觀的較量。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阿道夫·希特勒和弗蘭克林·羅斯福就已經在下這盤棋了。在工廠、人口、盟國和天然資源方面，希特勒一開始就讓了一車兩卒，那就是工廠、人口、盟友和自然資源。這些條件逼得他採取虛張聲勢和不顧一切的方式。而那個坐在輪椅里的人卻能夠慢慢地、小心地下著棋子，等待他的對手用拙劣的賭博使自己失敗。
年復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勝過羅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勝利，他對波蘭和西歐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對俄國歐洲部分的驚人的占領，使這盤棋局大大對他有利。正當阿道夫·希特勒眼看著就要將死對方的時候，日本突襲了珍珠港。這正是羅斯福早在等待著的一個機會。
我深知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說希特勒覺得我們既然事實上已經在大西洋跟美國作戰，為了威望的緣故，要用宣戰把羅斯福打倒。還有人甚至認為，對美國宣戰是一個提高士氣的聰明舉動，使公眾不去注意我們在東線的停頓和挫折。但是這些推測都忽視了我們沒有要求日本對俄國作戰的這個致命弱點，以及當時這篇宣戰書的措詞。這個缺乏政治家風度
的文件是出於絕望和憤怒而對羅斯福發出的一聲長長的叫喊。我一直認為，希特勒是看到這盤棋已出乎意外地失去贏的希望，於是一怒之下把棋盤踢翻在地。
德國的結局
其他的作者們跟著邱吉爾的說法，把戰局的轉折點放在一年以後，歸結在三件同時發生的事件上：史達林格勒、阿拉明①和北非的登陸，當時戰場上已有明顯轉機。然而真正的轉變還是珍珠港事件。
①埃及的一個小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蒙哥馬利將軍指揮的英軍在這裡擊敗德軍，使其退出埃及。
毫無疑問，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後，我們才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把我們短命的帝國擴大到驚人的最遠的地方。我們的潛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個英美艦隊擊沉海底。我們的軍隊開進高加索山脈、裏海和尼羅河。我們精力充沛的盟國日本，在迅速的輝煌勝利中取得了它的東亞帝國。
但是，在獲得這一切勝利期間，一個記憶常常縈繞在我的心中，這就是珍珠港事件剛發生以後我飛往莫斯科前線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見德國的坦克、卡車和炮車在幾百英里荒涼的平原上蹣跚而行，在陰鬱而低沉的俄國太陽下面，凍結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見躺在雪地上的死馬，我們的士兵用刀砍碎它們凍硬的屍體，吃它們的肉。我們的飛機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輕的士兵中間，他們穿著破爛的灰綠色夏季軍服凍得發抖，在汽車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熱器免於凍裂，使汽油免得凍成粘性流不出來。我聽到他們沒完沒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襪、手套、防凍劑以及一種據說可以使坦克上的望遠鏡轉動的軟膏。望遠鏡一旦凍住，沒有軟膏使它轉動，坦克兵就成了瞎子，無法操縱坦克和保護自己。那些冷得發抖的士兵，穿著戈培爾徵募來運到前線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圍巾，實在可憐。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氣球和高射炮火。在那裡，我充分體會到使人苦惱的停頓的痛苦；在那裡，我第一次聽到我們又跟美國作戰了。我心裡明白，這表明德國的結局終於來到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後，德國就象一個腦殼裡中了一顆子彈的橫衝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踐踏、撞死折磨它的人們。那一顆子彈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了的世界帝國
我用這些評論結束了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役分析的第一卷，給它作個總結是理所當然的。
喬治·馬歇爾將軍在他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報告中，把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叫做“恣意掠奪的三個犯罪國家”。但是假使我們勝利了——那是我們差一點兒就要做到的——要上絞刑架的領袖人物該是史達林、邱吉爾、羅斯福和馬歇爾先生。犯罪國家就該是盟國，它們為了竭力保持幾世紀以來它們財閥掠奪得來的東西，因而從空中屠殺了德國和日本的婦女和兒童。希特勒並沒有下命令轟炸廣島和德勒斯登！
元首到柏林去宣戰的時候，我本人正飛往莫斯科前線進行空中視察。十二月中旬，當我又在“狼穴”里見到他的時候，他把美國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也在場，他把美國叫作一半猶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個雜種民族，不可能進行重大戰爭。他得意洋洋地說，美國忙於應付日本，大概要被打敗。它不可能還有機會幹預歐洲的事情。這就是他說的話。但是我那時相信，現在依然相信，這些話都是他叫部下高興的胡說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談。跟日本的領袖們不一樣，希特勒深知一個關於美國的決定性的軍事事實：切勿做那種喚醒和團結這個混亂的、愛爭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卻做了這樣的事情。
這場戰爭根本上是一盤以人和國家為棋子的棋賽，是兩種意志和兩種世界觀的較量。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阿道夫·希特勒和弗蘭克林·羅斯福就已經在下這盤棋了。在工廠、人口、盟國和天然資源方面，希特勒一開始就讓了一車兩卒，那就是工廠、人口、盟友和自然資源。這些條件逼得他採取虛張聲勢和不顧一切的方式。而那個坐在輪椅里的人卻能夠慢慢地、小心地下著棋子，等待他的對手用拙劣的賭博使自己失敗。
年復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勝過羅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勝利，他對波蘭和西歐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對俄國歐洲部分的驚人的占領，使這盤棋局大大對他有利。正當阿道夫·希特勒眼看著就要將死對方的時候，日本突襲了珍珠港。這正是羅斯福早在等待著的一個機會。
我深知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說希特勒覺得我們既然事實上已經在大西洋跟美國作戰，為了威望的緣故，要用宣戰把羅斯福打倒。還有人甚至認為，對美國宣戰是一個提高士氣的聰明舉動，使公眾不去注意我們在東線的停頓和挫折。但是這些推測都忽視了我們沒有要求日本對俄國作戰的這個致命弱點，以及當時這篇宣戰書的措詞。這個缺乏政治家風度
的文件是出於絕望和憤怒而對羅斯福發出的一聲長長的叫喊。我一直認為，希特勒是看到這盤棋已出乎意外地失去贏的希望，於是一怒之下把棋盤踢翻在地。
德國的結局
其他的作者們跟著邱吉爾的說法，把戰局的轉折點放在一年以後，歸結在三件同時發生的事件上：史達林格勒、阿拉明①和北非的登陸，當時戰場上已有明顯轉機。然而真正的轉變還是珍珠港事件。
①埃及的一個小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蒙哥馬利將軍指揮的英軍在這裡擊敗德軍，使其退出埃及。
毫無疑問，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後，我們才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把我們短命的帝國擴大到驚人的最遠的地方。我們的潛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個英美艦隊擊沉海底。我們的軍隊開進高加索山脈、裏海和尼羅河。我們精力充沛的盟國日本，在迅速的輝煌勝利中取得了它的東亞帝國。
但是，在獲得這一切勝利期間，一個記憶常常縈繞在我的心中，這就是珍珠港事件剛發生以後我飛往莫斯科前線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見德國的坦克、卡車和炮車在幾百英里荒涼的平原上蹣跚而行，在陰鬱而低沉的俄國太陽下面，凍結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見躺在雪地上的死馬，我們的士兵用刀砍碎它們凍硬的屍體，吃它們的肉。我們的飛機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輕的士兵中間，他們穿著破爛的灰綠色夏季軍服凍得發抖，在汽車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熱器免於凍裂，使汽油免得凍成粘性流不出來。我聽到他們沒完沒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襪、手套、防凍劑以及一種據說可以使坦克上的望遠鏡轉動的軟膏。望遠鏡一旦凍住，沒有軟膏使它轉動，坦克兵就成了瞎子，無法操縱坦克和保護自己。那些冷得發抖的士兵，穿著戈培爾徵募來運到前線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圍巾，實在可憐。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氣球和高射炮火。在那裡，我充分體會到使人苦惱的停頓的痛苦；在那裡，我第一次聽到我們又跟美國作戰了。我心裡明白，這表明德國的結局終於來到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後，德國就象一個腦殼裡中了一顆子彈的橫衝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踐踏、撞死折磨它的人們。那一顆子彈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了的世界帝國
我用這些評論結束了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役分析的第一卷，給它作個總結是理所當然的。
喬治·馬歇爾將軍在他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報告中，把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叫做“恣意掠奪的三個犯罪國家”。但是假使我們勝利了——那是我們差一點兒就要做到的——要上絞刑架的領袖人物該是史達林、邱吉爾、羅斯福和馬歇爾先生。犯罪國家就該是盟國，它們為了竭力保持幾世紀以來它們財閥掠奪得來的東西，因而從空中屠殺了德國和日本的婦女和兒童。希特勒並沒有下命令轟炸廣島和德勒斯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