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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胡適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或者說，胡適對國民黨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書”的方式進行。胡適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要人，對他們的言行直言指責，並正面提出應該如何的意見（在這一點上，胡適也與魯迅顯出重大差別。）而他的意見也時被某種程度地採納。1934年4月4日，胡適托人帶給蔣介石一封信，要求蔣“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用全力專做自己權限以內的事”。並說：“名為總攬萬機，實則自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據沈寂先生研究，胡適的“這一直諫幾天以後即起了效應”：中央社9日電，報導蔣介石的一個解釋：“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國文字年號”事，他說該手令是“命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的，“而政訓處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國，實屬荒謬。我蔣介石非中央黨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給中央宣委會，且通令全國，豈非笑話。望職員以後辦事，務須認清系統，明白手續，方能為在上者分勞，不致將事辦錯雲！”胡適對此事的評說是：“各報所載文字相同，可見是他有意發表的，此事可見他知錯能改過。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記）。而沈寂先生這樣評說胡適對蔣的評說：“這細小的納諫，增強了胡適的信心。所以胡適處處維護這個政權。當有人起來反蔣時，他就說：‘今日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減輕掀動內戰，危害民國之大責任。’甚至說‘我們不反對一個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亂’。”
胡適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罵”，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對方所接受，說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最上層，對胡適的“罵”並未採取全面排斥的態度。這當然不是說，當局對胡適言論的容忍就是無限度的。我們知道，對國民黨政權，胡適的態度是保存、合作、對抗。保存，即意味著反對旨在推翻這個政權的任何行為，尤其是暴力行為，說得具體說，即意味著當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令蔣介石頭痛萬分時，胡適堅決站在了蔣政權一邊，以自己的“道義力量”支持著它。這是胡適自定的底線。而這也是當局對胡適容忍的限度。在這個限度以內，胡適的“罵”再尖銳激烈，也能讓當局感到一種“善意”，一片“苦心”。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最高當局，雖然也必然時時感到胡適的“忠言”很“逆耳”，但他們同時也十分清楚，這畢竟是“忠言”，不能與魯迅寒光閃閃的“匕首投槍”混為一談。這樣，即便胡適的言論“過火”些，甚至不時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蔣介石，蔣介石和最高當局也能容忍了。當然，這裡的所謂“容忍”，是指不採取通緝、逮捕、暗殺等措施，至於默許甚至慫恿中下層黨徒和報刊對胡適進行攻擊、謾罵，甚至指使有關職能部門出面對胡適發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8)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能在相當程度上容忍胡適的批評，當然也與胡適的批評總是從正面出發，總是能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有很大關係。對於胡適的正面意見，以蔣介石為首的黨國要人，通常表現出很重視的姿態。“人權運動”時期，就在中下層黨徒對胡適表現出忍無可忍的激憤時，“國舅”宋子文卻約胡適晤談，請胡適代他們“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22）在後來的生涯中，胡適與蔣介石等當政要人直接對話溝通、當面建言獻策，更成一種常事。蔣介石們這樣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爭取胡適們支持的用心，當然，也不無聽取意見的誠意。
魯迅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解釋起來比較容易。而胡適為何“敢”這樣做，要說清楚則稍稍困難些，因為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較之魯迅要複雜得多。國民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有不同觀念的矛盾和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爭或暗鬥。而胡適們之所以能尖銳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甚至“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也在某種程度上藉助了國民黨內部的思想和權力紛爭，正如沈衛威先生所說，“是鑽當局的空隙，利用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23）沈衛威的書中，對“《新月》背後的政治關係”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贅述。
我知道，我並沒有把魯迅的不“敢”和胡適的“敢”說清楚。好在我真正關心的，也不是這個很具體的問題，而是魯、胡兩個同時代有巨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不同的現實姿態和政治取向。——這個問題要說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注釋：
（1）見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頁。
（2）（7）收入《偽自由書》。
（3）（4）見《人權論集》。
（5）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頁。
（6）《自選集·自序》。
（8）“鳥政府”亦為胡適用語，見胡適詩《雙十節的鬼歌》。
（9）收入《胡適文存二集》。
（10）見增田涉《魯迅傳》。
胡適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罵”，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對方所接受，說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最上層，對胡適的“罵”並未採取全面排斥的態度。這當然不是說，當局對胡適言論的容忍就是無限度的。我們知道，對國民黨政權，胡適的態度是保存、合作、對抗。保存，即意味著反對旨在推翻這個政權的任何行為，尤其是暴力行為，說得具體說，即意味著當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令蔣介石頭痛萬分時，胡適堅決站在了蔣政權一邊，以自己的“道義力量”支持著它。這是胡適自定的底線。而這也是當局對胡適容忍的限度。在這個限度以內，胡適的“罵”再尖銳激烈，也能讓當局感到一種“善意”，一片“苦心”。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最高當局，雖然也必然時時感到胡適的“忠言”很“逆耳”，但他們同時也十分清楚，這畢竟是“忠言”，不能與魯迅寒光閃閃的“匕首投槍”混為一談。這樣，即便胡適的言論“過火”些，甚至不時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蔣介石，蔣介石和最高當局也能容忍了。當然，這裡的所謂“容忍”，是指不採取通緝、逮捕、暗殺等措施，至於默許甚至慫恿中下層黨徒和報刊對胡適進行攻擊、謾罵，甚至指使有關職能部門出面對胡適發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8)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能在相當程度上容忍胡適的批評，當然也與胡適的批評總是從正面出發，總是能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有很大關係。對於胡適的正面意見，以蔣介石為首的黨國要人，通常表現出很重視的姿態。“人權運動”時期，就在中下層黨徒對胡適表現出忍無可忍的激憤時，“國舅”宋子文卻約胡適晤談，請胡適代他們“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22）在後來的生涯中，胡適與蔣介石等當政要人直接對話溝通、當面建言獻策，更成一種常事。蔣介石們這樣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爭取胡適們支持的用心，當然，也不無聽取意見的誠意。
魯迅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解釋起來比較容易。而胡適為何“敢”這樣做，要說清楚則稍稍困難些，因為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較之魯迅要複雜得多。國民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有不同觀念的矛盾和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爭或暗鬥。而胡適們之所以能尖銳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甚至“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也在某種程度上藉助了國民黨內部的思想和權力紛爭，正如沈衛威先生所說，“是鑽當局的空隙，利用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23）沈衛威的書中，對“《新月》背後的政治關係”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贅述。
我知道，我並沒有把魯迅的不“敢”和胡適的“敢”說清楚。好在我真正關心的，也不是這個很具體的問題，而是魯、胡兩個同時代有巨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不同的現實姿態和政治取向。——這個問題要說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注釋：
（1）見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頁。
（2）（7）收入《偽自由書》。
（3）（4）見《人權論集》。
（5）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頁。
（6）《自選集·自序》。
（8）“鳥政府”亦為胡適用語，見胡適詩《雙十節的鬼歌》。
（9）收入《胡適文存二集》。
（10）見增田涉《魯迅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