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頁
（11）（12）見《這一周》。
（13）載《新月》第2卷第8期。
（14）見《“好政府主義”》，收入《二心集》。
（15）《兩地書·十二》。
（16）見胡明《胡適傳論》第1032頁。
（17）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18）見內山完造《魯迅先生》。
（19）見《魯迅評傳》第161頁。
（20）見《魯迅評傳》第101頁。
（21）見《胡適研究》第二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2）見沈寂《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
（23）見《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1)
——從一個角度看毛澤東文化觀念和精神氣質的形成對毛澤東這個人物，可以，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研究。最近十幾年來，因了所謂“毛澤東熱”的關係，關於毛澤東的書出了不少，但我覺得，真正當得起“研究”二字者，則頗難尋覓。在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學術研究，可以說尚未真正展開。但我想，總有一天，毛澤東會成為很重要的學術研究的對象，甚至最終會有一門“毛學”出現也未可知。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係，當是毛澤東研究的一個方面。說到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文學，人們首先會想到毛澤東與中國古代詩詞之間異常密切的關係。比較起來，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之間的關係似乎要稀疏和淡薄些。但深究起來，給予了毛澤東更深刻影響的，恐怕是中國古代的小說而不是詩詞。《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等等，這些小說，在政治、文化、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在“謀略”這種技術層面上，也體現在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精神層面上。
一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同學和友人蕭三，上個世紀30年代在蘇聯寫下了被認為是第一篇關於毛澤東的傳記《毛澤東》，其中在談及與毛澤東的同學生活時寫道：“我們常在一起交談讀書心得。毛澤東同我們大家一樣，不喜歡孔夫子。他背著父親和教師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像《西遊記》、《三國演義》、《說岳傳》、《說唐》等。他給我講這些書的內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澤東沒有讀過的小說。我同樣樂於把它們講給自己的新朋友聽。毛澤東聽完後對我說：‘這些書都不錯，可是我還是最喜歡讀那些描寫起義、造反的書’。”（1）自蕭三的這篇《毛澤東》始，後來的種種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和其讀書生活的著作，幾乎都要說到他從少年時代即開始的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嗜好。有的著作還寫得分外具體和繪聲繪色。例如，美國人特里爾所著的《毛澤東傳》寫到傳主16歲離開韶山赴東山高小求學時有這樣的文字：“天剛亮他就出了韶山，這是一個涼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還是那根用慣了的扁擔，但是兩頭擔的不是糞筐。一頭是一隻裝著一件長袍、兩條床單和一頂蚊帳的包袱，另一頭是裝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小筐。”而在東山小學堂，“同學們都很敬佩毛對《三國演義》等小說的記憶力，他們喜歡聽他複述其中的精彩片斷。但是毛認為小說描繪的都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事件，這使得每個人都感到震驚。關於這一點，他還和歷史教師發生過爭論。對任何同意那位教師觀點的同學，澤東都對其大加指責，甚至用椅子打了一個同學。毛不願接受批評，正像他後來在回顧這段學習生活時所承認的那樣。”並且，“關於小說的爭論他甚至找到校長那兒，當這位博學的校長也不同意他的觀點、即不認為《三國演義》是三國時期發生過的真實事件時，他給湘鄉縣令寫了一封請願書，要求撤換校長，並強迫進退兩難的同學簽名。”（2）當然，毛澤東自己也曾親口對斯諾說過自己少年時期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迷戀，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此的記述也廣被引用。毛澤東在對斯諾說自己當年喜讀中國古代小說的同時，還說了這樣一番也常被引用的話：“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裡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覺它們全部都頌揚武人，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制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這是斯諾根據毛澤東談話的大意所做的文字表述，在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毛澤東自傳》中，具體用語和句式又有所不同。事實上，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後，並不只對斯諾一個人說過少年時讀舊小說過程中的這種困惑和“醒悟”。據他的衛士長回憶，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縱隊轉戰陝北途中在田次灣宿營。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坐在火堆前烤火，毛澤東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周恩來小聲問道：“主席又在想什麼？”毛澤東抬起了頭，談起了他小時候讀《三國演義》時心裡的一個疑問，“小時候我喜歡看《三國演義》，讀起來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怎麼書里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的為什麼就沒有誰去讚頌呢？後來我想通了，寫書的人都不是種田的人。”（3）毛澤東在險象環生的轉戰途中還在想著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這種發現，可見這種發現對他思想和情感和刺激之強烈。事實上，少年時讀小說過程中的這種發現，後來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的文化觀念和他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的方略，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命運。早在寫於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到“農會”的“文化運動”時，毛澤東就寫道：“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這裡關於“文化”的看法，不能不說與他小時候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脈相承。做於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體現毛澤東文藝和文化觀念的經典文本之一，從中，也能看出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對他的影響。例如，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曾這樣現身說法：“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過去的文藝作品中之所以沒有“勞動人民”做主角，那是因為這些作品都不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要讓“勞動人民”真正成為文藝作品的主角，成為文藝作品所頌揚的對象，就必須首先讓“勞動人民”成為文藝作品的創造者。然而，讓那些“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的人創作出詩歌、小說、戲劇，又決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勞動人民”出身的文藝創作者隊伍成長起來之前，還得依賴現有的文藝創作者。然而，現有的文藝創作者都無一例外地是非“勞動人民”出身，他們出身於地主家庭、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受的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教育，要讓他們在作品中將“勞動人民”作為主人公來描寫和歌頌，就得對他們的“思想感情”進行“改造”，就得使他們“工農化”，就得讓他們的手也變黑、腳也沾上牛屎進而具有“勞動人民”的心靈和大腦。必須對現有的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必須對他們“脫褲子、割尾巴”，必須使他們脫胎換骨，是毛澤東一貫的思路。如果說在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始，那在1949後，毛澤東就更感到“知識分子改造”的必要。批電影《武訓傳》、批俞平伯和胡適、批胡風、反右、“文革”，這些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都與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思路有著直接的關係。毛澤東之所以在1949後更感到“改造”知識分子的必要，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政治和軍事上，中共已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奪取了全國政權，但在文化上，卻還遠未取得根本性勝利，因為文化的創造者和許多文化的掌管者，在“思想感情”上還是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還不具有充分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而文化上如果不取得最終的勝利，那政治和軍事的勝利就很不牢靠，已經奪取的政權就隨時可能喪失，“資本主義”就隨時可能“復辟”；而要在文化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必須加大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力度，就必須通過一場接一場的運動讓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徹底轉變過來。
（13）載《新月》第2卷第8期。
（14）見《“好政府主義”》，收入《二心集》。
（15）《兩地書·十二》。
（16）見胡明《胡適傳論》第1032頁。
（17）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18）見內山完造《魯迅先生》。
（19）見《魯迅評傳》第161頁。
（20）見《魯迅評傳》第101頁。
（21）見《胡適研究》第二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2）見沈寂《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
（23）見《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1)
——從一個角度看毛澤東文化觀念和精神氣質的形成對毛澤東這個人物，可以，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研究。最近十幾年來，因了所謂“毛澤東熱”的關係，關於毛澤東的書出了不少，但我覺得，真正當得起“研究”二字者，則頗難尋覓。在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學術研究，可以說尚未真正展開。但我想，總有一天，毛澤東會成為很重要的學術研究的對象，甚至最終會有一門“毛學”出現也未可知。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係，當是毛澤東研究的一個方面。說到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文學，人們首先會想到毛澤東與中國古代詩詞之間異常密切的關係。比較起來，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之間的關係似乎要稀疏和淡薄些。但深究起來，給予了毛澤東更深刻影響的，恐怕是中國古代的小說而不是詩詞。《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等等，這些小說，在政治、文化、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在“謀略”這種技術層面上，也體現在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精神層面上。
一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同學和友人蕭三，上個世紀30年代在蘇聯寫下了被認為是第一篇關於毛澤東的傳記《毛澤東》，其中在談及與毛澤東的同學生活時寫道：“我們常在一起交談讀書心得。毛澤東同我們大家一樣，不喜歡孔夫子。他背著父親和教師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像《西遊記》、《三國演義》、《說岳傳》、《說唐》等。他給我講這些書的內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澤東沒有讀過的小說。我同樣樂於把它們講給自己的新朋友聽。毛澤東聽完後對我說：‘這些書都不錯，可是我還是最喜歡讀那些描寫起義、造反的書’。”（1）自蕭三的這篇《毛澤東》始，後來的種種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和其讀書生活的著作，幾乎都要說到他從少年時代即開始的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嗜好。有的著作還寫得分外具體和繪聲繪色。例如，美國人特里爾所著的《毛澤東傳》寫到傳主16歲離開韶山赴東山高小求學時有這樣的文字：“天剛亮他就出了韶山，這是一個涼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還是那根用慣了的扁擔，但是兩頭擔的不是糞筐。一頭是一隻裝著一件長袍、兩條床單和一頂蚊帳的包袱，另一頭是裝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小筐。”而在東山小學堂，“同學們都很敬佩毛對《三國演義》等小說的記憶力，他們喜歡聽他複述其中的精彩片斷。但是毛認為小說描繪的都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事件，這使得每個人都感到震驚。關於這一點，他還和歷史教師發生過爭論。對任何同意那位教師觀點的同學，澤東都對其大加指責，甚至用椅子打了一個同學。毛不願接受批評，正像他後來在回顧這段學習生活時所承認的那樣。”並且，“關於小說的爭論他甚至找到校長那兒，當這位博學的校長也不同意他的觀點、即不認為《三國演義》是三國時期發生過的真實事件時，他給湘鄉縣令寫了一封請願書，要求撤換校長，並強迫進退兩難的同學簽名。”（2）當然，毛澤東自己也曾親口對斯諾說過自己少年時期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迷戀，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此的記述也廣被引用。毛澤東在對斯諾說自己當年喜讀中國古代小說的同時，還說了這樣一番也常被引用的話：“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裡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覺它們全部都頌揚武人，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制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這是斯諾根據毛澤東談話的大意所做的文字表述，在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毛澤東自傳》中，具體用語和句式又有所不同。事實上，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後，並不只對斯諾一個人說過少年時讀舊小說過程中的這種困惑和“醒悟”。據他的衛士長回憶，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縱隊轉戰陝北途中在田次灣宿營。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坐在火堆前烤火，毛澤東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周恩來小聲問道：“主席又在想什麼？”毛澤東抬起了頭，談起了他小時候讀《三國演義》時心裡的一個疑問，“小時候我喜歡看《三國演義》，讀起來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怎麼書里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的為什麼就沒有誰去讚頌呢？後來我想通了，寫書的人都不是種田的人。”（3）毛澤東在險象環生的轉戰途中還在想著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這種發現，可見這種發現對他思想和情感和刺激之強烈。事實上，少年時讀小說過程中的這種發現，後來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的文化觀念和他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的方略，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命運。早在寫於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到“農會”的“文化運動”時，毛澤東就寫道：“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這裡關於“文化”的看法，不能不說與他小時候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脈相承。做於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體現毛澤東文藝和文化觀念的經典文本之一，從中，也能看出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對他的影響。例如，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曾這樣現身說法：“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過去的文藝作品中之所以沒有“勞動人民”做主角，那是因為這些作品都不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要讓“勞動人民”真正成為文藝作品的主角，成為文藝作品所頌揚的對象，就必須首先讓“勞動人民”成為文藝作品的創造者。然而，讓那些“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的人創作出詩歌、小說、戲劇，又決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勞動人民”出身的文藝創作者隊伍成長起來之前，還得依賴現有的文藝創作者。然而，現有的文藝創作者都無一例外地是非“勞動人民”出身，他們出身於地主家庭、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受的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教育，要讓他們在作品中將“勞動人民”作為主人公來描寫和歌頌，就得對他們的“思想感情”進行“改造”，就得使他們“工農化”，就得讓他們的手也變黑、腳也沾上牛屎進而具有“勞動人民”的心靈和大腦。必須對現有的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必須對他們“脫褲子、割尾巴”，必須使他們脫胎換骨，是毛澤東一貫的思路。如果說在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始，那在1949後，毛澤東就更感到“知識分子改造”的必要。批電影《武訓傳》、批俞平伯和胡適、批胡風、反右、“文革”，這些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都與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思路有著直接的關係。毛澤東之所以在1949後更感到“改造”知識分子的必要，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政治和軍事上，中共已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奪取了全國政權，但在文化上，卻還遠未取得根本性勝利，因為文化的創造者和許多文化的掌管者，在“思想感情”上還是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還不具有充分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而文化上如果不取得最終的勝利，那政治和軍事的勝利就很不牢靠，已經奪取的政權就隨時可能喪失，“資本主義”就隨時可能“復辟”；而要在文化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必須加大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力度，就必須通過一場接一場的運動讓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徹底轉變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