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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魯迅手中的匕首寒光閃閃時，胡適則充其量拿著一柄手術刀；當魯迅總想著“月黑殺人”、“風高放火”時，胡適想的是“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寫到這裡，可以來談談魯迅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胡適卻“敢”的一種原因了。
既然魯、胡二人批評國民黨的心態大不一樣，採取的方式和想要達到的目的也極為有異，那國民黨當局對待二人的心態以及採取的方式和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極為不同。從魯迅的文字里，當局只感到濃重的敵意和殺氣，而體會不到絲毫“善意”和“好心”。能將魯迅聲音徹底封殺固然好，不能做到這一點，也應該把魯迅的刀光劍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1930年春，國民黨的浙江省黨部對魯迅的所謂“通緝”，就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魯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著“通緝”；而且，魯迅上海活動，卻由浙江省黨部來“通緝”，也很滑稽。這說明，國民黨當局並不想真的逮捕魯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動。“通緝令”只是警告魯迅不要太過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以魯迅的敏銳和精明，對這種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他曾對內山完造說，“通緝令”其實是不要緊的，如果真要抓人，就不下什麼“通緝令”了；這只是在警告你：你有點討厭，“最好閉嘴”，如此而已。（18）我們知道，魯迅向來反對“赤膊上陣”，反對快意一時卻輸光老本的犧牲，他主張“壕塹戰”，主張在保存自己前提下的“韌性的戰鬥”。所以，對於當局以“通緝”方式發出的警告，他不會毫不介意。曹聚仁曾這樣說到魯迅：“我以為他是坐在坦克車裡作戰的，他先要保護起自己來，再用猛烈火力作戰，它爬得很慢，但是壓力很重。------畢竟他是紹興師爺的天地中出來，每下一著棋，都有其謀略的。”（19）僅僅明白當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還不夠，還要明白這“分寸”到底在哪裡。而我以為，不指名道姓地公開批評蔣介石，就是魯迅所理解的一種“分寸”，一種“限度”。在魯迅看來，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開罵蔣介石，當局就不得不採取某種實際的行動，即便不捕不殺，也要讓自己在國內無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魯迅與李立三會面並不歡而散，由於馮雪峰、周建人等在回憶中都寫到，已為人所熟知。1930年5月7日晚，魯迅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之約，往爵祿飯店與李會面。李立三對魯迅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當即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國去當寓公。”可見，在魯迅看來，一旦用真名發表過於激烈、過於直白、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的文章，就越過了當局的容忍限度，就等於是跳出了“壕塹”、爬出了“坦克車”，就是在“赤膊上陣”。而不願意走到這一步，也是符合魯迅一慣的處世方式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7)
國民黨當局對待胡適的態度就是另一種樣子了。在“人權運動”中，當胡適對國民黨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指名道姓地責罵蔣介石時，國民黨內當然也是群情激憤，尤其一些中下層黨徒更是咬牙切齒，紛紛呈請“輯辦”胡適，甚至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並掀起了一陣圍剿胡適的言論狂潮，把“反革命”、“反黨”、“反動”、“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種種帽子一股腦兒地扣到胡適頭上。國民政府也飭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並迫使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灰溜溜地離開了上海。從這一方面來看，當局對胡適們的批評也是壓製得十分厲害的，以致於曹聚仁認為“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20）但胡適與當局的嚴重對立並受到當局的大力打壓，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即便在胡適與當局的衝突最緊張時，他也與當局的核心層之間有著一種“感應”與“對流”。沈寂在《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一文（21）中，對此一方面的情況論述較詳。下面參照沈寂文章，聊舉三例：
其一、胡適1929年5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國民黨6月間召開的三屆二中全會所公布的“治權行使之規律案”第二項即規定：“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剝奪------”這裡強調了政府執法是為了“保障人權”，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適建議的實質。所以胡適在6月19日的日記中說國民黨此舉“與我的《人權約法》一文有關”。
其二、胡適在1929“人權運動”中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長文，從文化復古、壓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胡適說：“我們至少要期望一個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國語（引按：在此即指白話文）。------但是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並指出“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文章最後要求“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胡適此文語氣激昂，大有戟指怒斥之態。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國民黨中執會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適所謂的“鬼話文”而改用了白話文。按沈寂先生的說法，“這個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舉動，無疑也是國民政府對《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作出的反應。”
既然魯、胡二人批評國民黨的心態大不一樣，採取的方式和想要達到的目的也極為有異，那國民黨當局對待二人的心態以及採取的方式和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極為不同。從魯迅的文字里，當局只感到濃重的敵意和殺氣，而體會不到絲毫“善意”和“好心”。能將魯迅聲音徹底封殺固然好，不能做到這一點，也應該把魯迅的刀光劍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1930年春，國民黨的浙江省黨部對魯迅的所謂“通緝”，就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魯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著“通緝”；而且，魯迅上海活動，卻由浙江省黨部來“通緝”，也很滑稽。這說明，國民黨當局並不想真的逮捕魯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動。“通緝令”只是警告魯迅不要太過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以魯迅的敏銳和精明，對這種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他曾對內山完造說，“通緝令”其實是不要緊的，如果真要抓人，就不下什麼“通緝令”了；這只是在警告你：你有點討厭，“最好閉嘴”，如此而已。（18）我們知道，魯迅向來反對“赤膊上陣”，反對快意一時卻輸光老本的犧牲，他主張“壕塹戰”，主張在保存自己前提下的“韌性的戰鬥”。所以，對於當局以“通緝”方式發出的警告，他不會毫不介意。曹聚仁曾這樣說到魯迅：“我以為他是坐在坦克車裡作戰的，他先要保護起自己來，再用猛烈火力作戰，它爬得很慢，但是壓力很重。------畢竟他是紹興師爺的天地中出來，每下一著棋，都有其謀略的。”（19）僅僅明白當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還不夠，還要明白這“分寸”到底在哪裡。而我以為，不指名道姓地公開批評蔣介石，就是魯迅所理解的一種“分寸”，一種“限度”。在魯迅看來，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開罵蔣介石，當局就不得不採取某種實際的行動，即便不捕不殺，也要讓自己在國內無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魯迅與李立三會面並不歡而散，由於馮雪峰、周建人等在回憶中都寫到，已為人所熟知。1930年5月7日晚，魯迅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之約，往爵祿飯店與李會面。李立三對魯迅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當即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國去當寓公。”可見，在魯迅看來，一旦用真名發表過於激烈、過於直白、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的文章，就越過了當局的容忍限度，就等於是跳出了“壕塹”、爬出了“坦克車”，就是在“赤膊上陣”。而不願意走到這一步，也是符合魯迅一慣的處世方式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7)
國民黨當局對待胡適的態度就是另一種樣子了。在“人權運動”中，當胡適對國民黨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指名道姓地責罵蔣介石時，國民黨內當然也是群情激憤，尤其一些中下層黨徒更是咬牙切齒，紛紛呈請“輯辦”胡適，甚至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並掀起了一陣圍剿胡適的言論狂潮，把“反革命”、“反黨”、“反動”、“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種種帽子一股腦兒地扣到胡適頭上。國民政府也飭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並迫使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灰溜溜地離開了上海。從這一方面來看，當局對胡適們的批評也是壓製得十分厲害的，以致於曹聚仁認為“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20）但胡適與當局的嚴重對立並受到當局的大力打壓，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即便在胡適與當局的衝突最緊張時，他也與當局的核心層之間有著一種“感應”與“對流”。沈寂在《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一文（21）中，對此一方面的情況論述較詳。下面參照沈寂文章，聊舉三例：
其一、胡適1929年5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國民黨6月間召開的三屆二中全會所公布的“治權行使之規律案”第二項即規定：“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剝奪------”這裡強調了政府執法是為了“保障人權”，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適建議的實質。所以胡適在6月19日的日記中說國民黨此舉“與我的《人權約法》一文有關”。
其二、胡適在1929“人權運動”中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長文，從文化復古、壓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胡適說：“我們至少要期望一個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國語（引按：在此即指白話文）。------但是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並指出“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文章最後要求“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胡適此文語氣激昂，大有戟指怒斥之態。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國民黨中執會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適所謂的“鬼話文”而改用了白話文。按沈寂先生的說法，“這個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舉動，無疑也是國民政府對《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作出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