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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閉嘴”與“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
魯、胡二人對國民黨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差異。
魯迅慣用雜文這種文體進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鍊。而胡適則通常是用長篇論說文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不同文體的選擇，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外，恐怕也因為二人在政治學的理論修養上相差很大。魯迅那些針砭現實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寫得短小精悍，也因為他其實不可能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問題。說得直白些，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刨根究底、瞻前顧後地分析、評說的理論修養（當然，他也不屑於具備這種修養）。而胡適幾乎從不純感性、純直觀地談論政治問題，他總要依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政治理論修養，並且還依據自己在美國對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參與，來對中國的政治問題展開論述，來表達自己的褒貶臧否。在這個意義上，胡適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是標準的“政論”，而魯迅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雜文，則不宜稱作“政論”（當然，他也不屑於這種稱呼）。
對於現實政治問題，魯迅總是從反面出擊，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抓住要害，一針見血。而且總是以嘲諷為基調的。魯迅止於對現狀的冷嘲熱諷，卻並不對應該如何發表正面的看法。當年，在與自由主義者的爭論中，梁實秋曾寫了《“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13）一文，其中說：“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實’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實’的藥方。”梁實秋要求知識精英不要止於對現實的“冷譏熱嘲”，而要正面地發表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這種要求首先是針對魯迅的雜感而發的。魯迅對此的回答是：“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14）。說沒有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就不能對現狀表示不滿，這固然荒謬。但時刻對現狀感到不滿的魯迅本沒有多少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卻也是真的。魯迅之所以在談論政治現狀時總是從反面出擊，也因為他無法從正面發表政治意見（當然，他也不屑於正面地發表政治意見）。魯迅沒有政治上的“信念”要堅守，沒有政治上的“主義”要宣傳，所以，從反面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極自然的選擇。而從反面談論問題，言必嘲諷也是難以避免的。魯迅也曾有這樣的夫子自道：“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15）好用反語，固然有性情、氣質方面的原因，但本就沒有堅定而系統的正面意見要表達，恐也是原因之一種吧。而胡適則不同。胡適對中國的政治，有一整套現實的設計，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等不同時段的目標規劃。這也使得胡適有可能總是從正面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總是不但指出國民黨做得不對，還指出為何做得不對，更詳細地指出怎樣做才對。正面的建設性的批評再尖銳，給聽者的感覺也與反面的嘲諷是大不一樣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6)
魯、胡二人的批判還有一點不同，也許也值得一說。這就是，魯迅是不斷地變換筆名發表自己的文章，而胡適則始終堅持用真名實姓。魯迅頻繁地變更文章的署名，自有不得已的理由，這裡也並無說魯迅不該如此之意。但這在客觀上也畢竟與胡適形成一種對照。胡適是把是否以真姓名發表言論視作一個原則問題的。在1931年1月15日致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的信中，胡適這樣評說《新月》的“人權運動”：“《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此例自我提倡出來，我們自信無犯罪之理。所謂‘負責任’者，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此類負責任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表，不可加以壓迫。若政府不許人民用真姓名負責發表言論，則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訐或陰謀叛逆之路上去。”到了1959年，胡適還對台灣的《自由中國》雜誌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必須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予登載。”（16）魯迅不斷地更換筆名自有他的苦衷，而胡適堅持用真姓名也自有他的理由。這裡不對二者做出孰是孰非的評說，只指出：一篇用筆名寫的批判文章，與一篇用真姓名寫的批判文章，給人的感覺也是兩樣的。
在文章的整體風格上，魯迅以尖銳、潑辣著稱。他對雜文的要求是應該如匕首和投槍，應該能“一擊致敵於死命”。他自己的雜文當然是這方面的典範。郁達夫曾說魯迅的文章“簡煉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17）這說出的是魯迅讀者的普遍感受，當然也是國民黨當局對魯迅文章的感受。而胡適作文追求的是平易暢達，怎樣才能最清楚明白地表達他的見解、宣傳他的“主義”，他就怎樣寫。即便同樣是對國民黨的嚴厲批評，如果說魯迅給人的感覺是總如“寸鐵殺人”的匕首，那最嚴厲時的胡適，也只是像手術刀。同是利器，匕首和手術刀也讓人產生完全不同的感覺。再鏽鈍的匕首，也是殺人的“兇器”，因而也讓人感到一種寒冽、一份恐懼；而再鋒利的手術刀，也是救人的工具，因而也總讓人感到一種慈愛、一份溫情。魯、胡二人批評現實的文章，的確有“殺人”與“救人”、“放火”與“滅火”之別。在《花邊文學》的“前記”里，針對《申報·自由談》“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魯迅寫道：“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而“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魯迅的意思是，像他這樣談慣了“風雲”的人，即便只能談“風月”，也照樣可以談出刀光劍影，照樣可以談得烈焰灼人。有趣的是，在“人權運動”遭到打壓後，胡適也用一則古典表明過心跡。1929年12月，胡適將“人權運動”中的文章集為《人權論集》出版，並在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又寫道：“周櫟園《書影》里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魯、胡二人對國民黨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差異。
魯迅慣用雜文這種文體進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鍊。而胡適則通常是用長篇論說文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不同文體的選擇，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外，恐怕也因為二人在政治學的理論修養上相差很大。魯迅那些針砭現實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寫得短小精悍，也因為他其實不可能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問題。說得直白些，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刨根究底、瞻前顧後地分析、評說的理論修養（當然，他也不屑於具備這種修養）。而胡適幾乎從不純感性、純直觀地談論政治問題，他總要依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政治理論修養，並且還依據自己在美國對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參與，來對中國的政治問題展開論述，來表達自己的褒貶臧否。在這個意義上，胡適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是標準的“政論”，而魯迅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雜文，則不宜稱作“政論”（當然，他也不屑於這種稱呼）。
對於現實政治問題，魯迅總是從反面出擊，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抓住要害，一針見血。而且總是以嘲諷為基調的。魯迅止於對現狀的冷嘲熱諷，卻並不對應該如何發表正面的看法。當年，在與自由主義者的爭論中，梁實秋曾寫了《“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13）一文，其中說：“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實’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實’的藥方。”梁實秋要求知識精英不要止於對現實的“冷譏熱嘲”，而要正面地發表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這種要求首先是針對魯迅的雜感而發的。魯迅對此的回答是：“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14）。說沒有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就不能對現狀表示不滿，這固然荒謬。但時刻對現狀感到不滿的魯迅本沒有多少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卻也是真的。魯迅之所以在談論政治現狀時總是從反面出擊，也因為他無法從正面發表政治意見（當然，他也不屑於正面地發表政治意見）。魯迅沒有政治上的“信念”要堅守，沒有政治上的“主義”要宣傳，所以，從反面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極自然的選擇。而從反面談論問題，言必嘲諷也是難以避免的。魯迅也曾有這樣的夫子自道：“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15）好用反語，固然有性情、氣質方面的原因，但本就沒有堅定而系統的正面意見要表達，恐也是原因之一種吧。而胡適則不同。胡適對中國的政治，有一整套現實的設計，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等不同時段的目標規劃。這也使得胡適有可能總是從正面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總是不但指出國民黨做得不對，還指出為何做得不對，更詳細地指出怎樣做才對。正面的建設性的批評再尖銳，給聽者的感覺也與反面的嘲諷是大不一樣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6)
魯、胡二人的批判還有一點不同，也許也值得一說。這就是，魯迅是不斷地變換筆名發表自己的文章，而胡適則始終堅持用真名實姓。魯迅頻繁地變更文章的署名，自有不得已的理由，這裡也並無說魯迅不該如此之意。但這在客觀上也畢竟與胡適形成一種對照。胡適是把是否以真姓名發表言論視作一個原則問題的。在1931年1月15日致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的信中，胡適這樣評說《新月》的“人權運動”：“《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此例自我提倡出來，我們自信無犯罪之理。所謂‘負責任’者，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此類負責任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表，不可加以壓迫。若政府不許人民用真姓名負責發表言論，則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訐或陰謀叛逆之路上去。”到了1959年，胡適還對台灣的《自由中國》雜誌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必須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予登載。”（16）魯迅不斷地更換筆名自有他的苦衷，而胡適堅持用真姓名也自有他的理由。這裡不對二者做出孰是孰非的評說，只指出：一篇用筆名寫的批判文章，與一篇用真姓名寫的批判文章，給人的感覺也是兩樣的。
在文章的整體風格上，魯迅以尖銳、潑辣著稱。他對雜文的要求是應該如匕首和投槍，應該能“一擊致敵於死命”。他自己的雜文當然是這方面的典範。郁達夫曾說魯迅的文章“簡煉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17）這說出的是魯迅讀者的普遍感受，當然也是國民黨當局對魯迅文章的感受。而胡適作文追求的是平易暢達，怎樣才能最清楚明白地表達他的見解、宣傳他的“主義”，他就怎樣寫。即便同樣是對國民黨的嚴厲批評，如果說魯迅給人的感覺是總如“寸鐵殺人”的匕首，那最嚴厲時的胡適，也只是像手術刀。同是利器，匕首和手術刀也讓人產生完全不同的感覺。再鏽鈍的匕首，也是殺人的“兇器”，因而也讓人感到一種寒冽、一份恐懼；而再鋒利的手術刀，也是救人的工具，因而也總讓人感到一種慈愛、一份溫情。魯、胡二人批評現實的文章，的確有“殺人”與“救人”、“放火”與“滅火”之別。在《花邊文學》的“前記”里，針對《申報·自由談》“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魯迅寫道：“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而“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魯迅的意思是，像他這樣談慣了“風雲”的人，即便只能談“風月”，也照樣可以談出刀光劍影，照樣可以談得烈焰灼人。有趣的是，在“人權運動”遭到打壓後，胡適也用一則古典表明過心跡。1929年12月，胡適將“人權運動”中的文章集為《人權論集》出版，並在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又寫道：“周櫟園《書影》里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