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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新國民黨都是政黨而帶著秘密結社的辦法的。在一個公開的政黨里，黨員為政見上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在變態的社會裡，政治不曾上軌道，政見上的衝突也許釀成武裝的革命，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孫陳的衝突卻不如此簡單。孫文鑑於國民黨的失敗，仍舊想恢復秘密結社的法子來組政黨。因為陳炯明是新國民黨的黨員，不曾脫黨，而攻擊黨魁，故用秘密結社的道德標準看起來，陳炯明自然是叛黨的罪人了。陳氏至今不敢發一個負責任的宣言，大概也是為了這個原故。我們旁觀的人只看見一個實力派與一個實力派決裂了，故認作一種革命的行動，而在孫氏一派人的眼裡，只見得一個宣過誓的黨員攻擊他應該服從的黨魁，故抬出“叛逆”、“叛弒”等等舊名詞來打他。這是我們現在的觀察。但我們再進一步，提出一個疑問：秘密結社的儀式究竟是否適宜於大規模的政黨？秘密結社用來維繫黨員的法子在現代的社會裡是否可以持久？這一個“制度”的問題似乎也有討論的價值罷。
胡適在這裡其實已經對兩類不同的政黨做出了區分。一類是現代民主政黨，在這種政黨里，黨員在政見上“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一類是“秘密結社”式的“政黨”，是江湖幫會式的“政黨”，在這種“政黨”里，黨員不可反對“黨魁”，不可“叛黨”，否則就是“悖主”、就是“犯上”、就是“叛逆”。
胡適對國民黨的這種“罵”，應該說是相當尖銳的，這等於是在掘祖墳。在嚴厲地批評國民黨，在與國民黨發生尖銳衝突這一點上，胡適其實比魯迅早得多。既然國民黨根基很壞，那在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掌握統治大權後，胡適與它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南京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掀起了一場批判國民黨的“人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胡適1929年對國民黨的批判，是1922年對國民黨批判的繼續。當然，1929年的批判，聲勢要浩大得多，批判的面也廣得多。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5)
然而，胡適即便如魯迅一樣對國民黨政權滿懷痛恨和敵視，他也不會如魯迅一樣盼望這個政權儘快“滅亡”，更不會認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它。這裡就顯出“政治懷疑主義”與“政治工具主義”的區別。在胡適看來，國民黨政權雖是一件並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若以暴力的手段摧毀這件“工具”，取而代之的“工具”未必就更理想，而國家民族卻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慘重代價。在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上，胡適是不相信有什麼一蹴而就的方法的，他只相信“一點一滴的改良”，而不相信任何人能有一夜之間真正扭轉乾坤的神力。所以對於以暴力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他倒是有著深深的懷疑：“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11）。
既然以暴力的方式摧毀這件“工具”並不可取，那怎麼辦呢？胡適的回答是：一點一滴地改造它。胡適在強調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強調：“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12）這也清楚地表明，胡適認為，唯一可行的 ，是以漸進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秘密結社”和江湖幫會式的國民黨改造成現代民主政黨，把中國改良成現代民主國家。這種觀念，也就決定了胡適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必然是那種既合作又對抗的關係。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這個“工具”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所謂“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也就無所附麗。所以，在國民黨政權面臨生死存亡時，胡適會從“道義”上支持它。改造還意味著要接近它、接觸它、與它保持必要的“合作”，若是一味地疏離、迴避、對抗，所謂“改造”也就無從談起。當然，改造更意味著批判指責，意味著從正面提出要求，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經常性的對抗。“合作”是手段，“改造”是目的，而沒有“對抗”也就無所謂“改造”。從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適與世長辭，胡適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都可用“合作與對抗”來概括。
我們知道，魯迅是懷著“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的心態與國民黨“戰鬥”的，而胡適則是懷著“補偏救弊”的目的對國民党進行批判、指責的。在“人權運動”爆發後的1929年7月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驅使魯、胡二人批判國民黨的不同心態，也決定著他們必然採取不同的批判方式。
胡適在這裡其實已經對兩類不同的政黨做出了區分。一類是現代民主政黨，在這種政黨里，黨員在政見上“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一類是“秘密結社”式的“政黨”，是江湖幫會式的“政黨”，在這種“政黨”里，黨員不可反對“黨魁”，不可“叛黨”，否則就是“悖主”、就是“犯上”、就是“叛逆”。
胡適對國民黨的這種“罵”，應該說是相當尖銳的，這等於是在掘祖墳。在嚴厲地批評國民黨，在與國民黨發生尖銳衝突這一點上，胡適其實比魯迅早得多。既然國民黨根基很壞，那在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掌握統治大權後，胡適與它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南京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掀起了一場批判國民黨的“人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胡適1929年對國民黨的批判，是1922年對國民黨批判的繼續。當然，1929年的批判，聲勢要浩大得多，批判的面也廣得多。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5)
然而，胡適即便如魯迅一樣對國民黨政權滿懷痛恨和敵視，他也不會如魯迅一樣盼望這個政權儘快“滅亡”，更不會認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它。這裡就顯出“政治懷疑主義”與“政治工具主義”的區別。在胡適看來，國民黨政權雖是一件並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若以暴力的手段摧毀這件“工具”，取而代之的“工具”未必就更理想，而國家民族卻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慘重代價。在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上，胡適是不相信有什麼一蹴而就的方法的，他只相信“一點一滴的改良”，而不相信任何人能有一夜之間真正扭轉乾坤的神力。所以對於以暴力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他倒是有著深深的懷疑：“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11）。
既然以暴力的方式摧毀這件“工具”並不可取，那怎麼辦呢？胡適的回答是：一點一滴地改造它。胡適在強調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強調：“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12）這也清楚地表明，胡適認為，唯一可行的 ，是以漸進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秘密結社”和江湖幫會式的國民黨改造成現代民主政黨，把中國改良成現代民主國家。這種觀念，也就決定了胡適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必然是那種既合作又對抗的關係。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這個“工具”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所謂“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也就無所附麗。所以，在國民黨政權面臨生死存亡時，胡適會從“道義”上支持它。改造還意味著要接近它、接觸它、與它保持必要的“合作”，若是一味地疏離、迴避、對抗，所謂“改造”也就無從談起。當然，改造更意味著批判指責，意味著從正面提出要求，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經常性的對抗。“合作”是手段，“改造”是目的，而沒有“對抗”也就無所謂“改造”。從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適與世長辭，胡適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都可用“合作與對抗”來概括。
我們知道，魯迅是懷著“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的心態與國民黨“戰鬥”的，而胡適則是懷著“補偏救弊”的目的對國民党進行批判、指責的。在“人權運動”爆發後的1929年7月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驅使魯、胡二人批判國民黨的不同心態，也決定著他們必然採取不同的批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