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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明白：民治主義是一種信仰。信仰的是什麼呢？第一，信仰國民至多可以受欺於一時，而不能受欺於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給他一票，他今天也許拿去做買賣，但將來總有不肯賣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給他一票，他現在雖沒有賣票的機會，將來也沒有不賣票的本事了。
若因為“組織未備，鍛練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練”民治的唯一法子！------
胡適強調，必須在民治中學會民治，必須在對工具的使用中學會對工具的使用。胡適相信，制度本身具有著教育功能，它能引導、訓練官員和民眾逐步理解它和運用它。若說必須等到官員民眾都真正理解了一種制度後才去建設這種制度，那就如說必須先學會了游泳才能下水一樣荒謬。
通常都說胡適是“好政府主義者”。其實，胡適首先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好政府”是針對“鳥政府”而言的。但倘若連一個“鳥政府”都沒有，倘若社會陷入不同形態的“無政府”狀態，那所謂“好政府”就更無從談起。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先爭取有一個“政府”。所以，“有政府”是針對“無政府”而言的。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該談有政府主義，應該談好政府主義！”在胡適眼裡，國民黨當年的“一黨專政”、“以黨代政”，也是一種“無政府”。“政黨”是“政黨”，“政府”是“政府”，這二者決不能混為一談。若是只有“政黨”的無尚權威，“政府”絕對聽命於“政黨”，那就是“政治不上軌道”，就是“無政府”。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記中，胡適又寫道：“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個‘政府’。”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4)
如果說魯迅多多少少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那胡適則絕對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如果說在魯迅看來政府換來換去都如同“變戲法”，一種形式的政府取代另一種形式的政府，也不過是“招牌雖換，貨色照舊”，那在胡適看來，不同形式的政府差別甚大，打造一個“好政府”則至關重要。
魯、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態度，決定了他們在國民黨一統天下後，對之必然懷有不同的心態和採取不同的姿態。
“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與“救得一弊是一利”
作為“政治懷疑主義者”的魯迅，對任何政黨都不會很信任，對任何政府都不會很擁護。魯迅所謂的“現代史”，無非就是民國以來的歷史。而魯迅身歷的民國史，由北洋軍閥當政和國民黨當政兩個時期構成。對北洋政府，魯迅是痛恨的，從《記念劉和珍君》等北京時期寫下的眾多文章中，我們能感受到魯迅對北洋政府的強烈痛恨。但魯迅對國民黨政權的痛恨卻更其甚於北洋政府。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使魯迅“目瞪口呆”，從此他就對國民黨怒目而視。他曾對日本友人增田涉明確表達過對國民黨“清黨”的不能接受，並且說：“在這一點上，舊式軍閥為人還老實點，他們一開始就不容共產黨，始終堅守他們的主義。他們的主義是不招人喜歡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國民黨採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麼也感到厭惡，總是覺得可恨。他們殺了我的許多學生。”（10）這樣一種對國民黨的分外痛恨和敵視，使得魯迅不可能與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魯迅甚至是以渴盼的心情等著國民黨政權的垮台的，在1933年7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魯迅說：“日本風景美麗，時常懷念，但看來很難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會讓我登陸。更重要的是，我現在也不能離開中國。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加囂張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
對國民黨，胡適其實也是相當不滿的。早在1922年8月為《努力周報》寫的《這一周》中，胡適就對國民黨做出了尖銳的批評。陳炯明與孫中山發生衝突後，一些孫派的國民黨人便指責陳炯明“悖主”、“叛逆”、“犯上”。胡適特別不能容忍這種指責，斥之為“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蔡鍔推倒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其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其瑞與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樣的論理，陳炯明應該永遠做孫文的忠臣，吳佩孚也應該永遠做曹錕的忠臣了。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胡適強調的是：陳炯明的反孫行為本身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他的行為是否可稱為“悖主”、“犯上”、“叛逆”則是另一回事；即便陳的行為是可指責的，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也不能認為這種行為是什麼“悖主”、“犯上”、“叛逆”。胡適進一步指出，在國民黨內之所以會有這種“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乃是因為孫中山是“用秘密結社的方式辦政黨”，因而國民黨根基太壞：
若因為“組織未備，鍛練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練”民治的唯一法子！------
胡適強調，必須在民治中學會民治，必須在對工具的使用中學會對工具的使用。胡適相信，制度本身具有著教育功能，它能引導、訓練官員和民眾逐步理解它和運用它。若說必須等到官員民眾都真正理解了一種制度後才去建設這種制度，那就如說必須先學會了游泳才能下水一樣荒謬。
通常都說胡適是“好政府主義者”。其實，胡適首先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好政府”是針對“鳥政府”而言的。但倘若連一個“鳥政府”都沒有，倘若社會陷入不同形態的“無政府”狀態，那所謂“好政府”就更無從談起。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先爭取有一個“政府”。所以，“有政府”是針對“無政府”而言的。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該談有政府主義，應該談好政府主義！”在胡適眼裡，國民黨當年的“一黨專政”、“以黨代政”，也是一種“無政府”。“政黨”是“政黨”，“政府”是“政府”，這二者決不能混為一談。若是只有“政黨”的無尚權威，“政府”絕對聽命於“政黨”，那就是“政治不上軌道”，就是“無政府”。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記中，胡適又寫道：“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個‘政府’。”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4)
如果說魯迅多多少少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那胡適則絕對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如果說在魯迅看來政府換來換去都如同“變戲法”，一種形式的政府取代另一種形式的政府，也不過是“招牌雖換，貨色照舊”，那在胡適看來，不同形式的政府差別甚大，打造一個“好政府”則至關重要。
魯、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態度，決定了他們在國民黨一統天下後，對之必然懷有不同的心態和採取不同的姿態。
“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與“救得一弊是一利”
作為“政治懷疑主義者”的魯迅，對任何政黨都不會很信任，對任何政府都不會很擁護。魯迅所謂的“現代史”，無非就是民國以來的歷史。而魯迅身歷的民國史，由北洋軍閥當政和國民黨當政兩個時期構成。對北洋政府，魯迅是痛恨的，從《記念劉和珍君》等北京時期寫下的眾多文章中，我們能感受到魯迅對北洋政府的強烈痛恨。但魯迅對國民黨政權的痛恨卻更其甚於北洋政府。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使魯迅“目瞪口呆”，從此他就對國民黨怒目而視。他曾對日本友人增田涉明確表達過對國民黨“清黨”的不能接受，並且說：“在這一點上，舊式軍閥為人還老實點，他們一開始就不容共產黨，始終堅守他們的主義。他們的主義是不招人喜歡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國民黨採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麼也感到厭惡，總是覺得可恨。他們殺了我的許多學生。”（10）這樣一種對國民黨的分外痛恨和敵視，使得魯迅不可能與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魯迅甚至是以渴盼的心情等著國民黨政權的垮台的，在1933年7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魯迅說：“日本風景美麗，時常懷念，但看來很難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會讓我登陸。更重要的是，我現在也不能離開中國。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加囂張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
對國民黨，胡適其實也是相當不滿的。早在1922年8月為《努力周報》寫的《這一周》中，胡適就對國民黨做出了尖銳的批評。陳炯明與孫中山發生衝突後，一些孫派的國民黨人便指責陳炯明“悖主”、“叛逆”、“犯上”。胡適特別不能容忍這種指責，斥之為“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蔡鍔推倒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其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其瑞與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樣的論理，陳炯明應該永遠做孫文的忠臣，吳佩孚也應該永遠做曹錕的忠臣了。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胡適強調的是：陳炯明的反孫行為本身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他的行為是否可稱為“悖主”、“犯上”、“叛逆”則是另一回事；即便陳的行為是可指責的，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也不能認為這種行為是什麼“悖主”、“犯上”、“叛逆”。胡適進一步指出，在國民黨內之所以會有這種“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乃是因為孫中山是“用秘密結社的方式辦政黨”，因而國民黨根基太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