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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國。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這次由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操縱的會上，瞿秋白又成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靶子。儘管瞿秋白在會上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此前的三中全會和政治局所犯的“錯誤”，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將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據邵玉健《試析王明一夥殘酷打擊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說，王明等人在會上宣稱，向忠發“是工人同志，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邵玉健文章說：“之後，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連續兩次強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寫聲明書，公開承認強加給的莫須有罪名。------瞿秋白於1月17日和1月28日兩次違心寫了聲明書。雖然他態度十分誠懇，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饒，欲徹底批倒批臭，最後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專門作出了《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硬給瞿秋白戴上‘調和態度’、‘兩面派態度’、‘右傾政治意見’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僅發16.7元生活費給瞿秋白，遠低於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資，僅能勉強餬口，更何談治病，實際上是欲置秋白於死地。”被逐出中共領導層的瞿秋白，可謂貧病交加。但即便這樣，“黨內同志”仍不肯放過他。1933年9月22日，已從上海遷到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突然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對瞿秋白進行了毀滅性的政治打擊。“決定”指責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的一些文章是“又來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同時在客觀上，他是整個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並號召“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個“決定”傳達到上海，上海的黨組織立即召開了對瞿秋白的批判會。瞿獨伊在《懷念父親》中說：“我聽母親說：在一次小組會上，父親對這樣歪曲和污衊進行了平靜的申述，但是宗派主義分子竟蠻橫地吼道：‘象你這樣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黨外去！’”（5）在遭受這樣的打擊迫害後，瞿秋白於1933年9月28日寫了《“兒時”》一文。細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時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並非是在成了國民黨的俘虜後才開始寫《多餘的話》的。《“兒時”》不長，才數百字，其中說道：
生命沒有寄託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寶貴。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並不是發見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覺到“中年”以後的衰退。------衰老和無能的悲哀，象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麼的短啊！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大哲學家，每天都在發見什麼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都已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麼陳舊，無味，雖則它們其實比“兒時”新鮮得多了。我於是想念“兒時”，禱告“兒時”。
完全可以將《“兒時”》視作是《多餘的話》之一部分的先期寫出和發表。本來早已信仰了共產主義並立誓為“共產主義之人間化”而奮鬥終身的瞿秋白，現在卻感到自己是一個“生命沒有寄託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託的同時，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悵地懷念起“兒時”來。他懷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無非是因為“兒時”的人，有著種種寄託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選擇做科學家，也可以選擇做哲學家，還可以選擇做其他各種正當有益而又乾淨有趣的事業，是因為“兒時”的生命是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面畫各種各樣美好的圖畫。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悵，是因為“中年”的他雖感到原有的生命寄託已經失去，但卻無由重新選擇生命寄託；是因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雖像一張畫滿了錯誤圖案的紙，但卻不能把這些圖案抹去重來。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悵地懷念和禱告著“兒時”時，是多麼渴望能從“中年”回到“兒時”，讓生命重新開始；是多麼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過是一場惡夢，一覺醒來，仍然躺在母親的懷裡。
在《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下達之後，瞿秋白馬上寫了這篇《“兒時”》，但卻並沒有馬上拿出去發表。想來，其時的瞿秋白對於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還有著顧忌。臨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蘇區”的決定。要瞿秋白離開上海赴“蘇區”，實在說不上有什么正當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當然談不上“蘇區”有什麼工作非他去擔當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體狀況，無疑留在上海更適宜。但信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同志”，卻偏是既不讓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養病”。當時，有人勸瞿秋白以身體需要調養為由爭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悵然”，“沉吟了片刻”，說：“去，早晚還是要去的，否則有人要說我怕死呢。”（6）早把命運交給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從“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個要求，即允許夫人楊之華一同前往，但卻被莫明其妙地拒絕。對此，有論者這樣評說：“在全黨一派無情鬥爭聲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蘇區，是好意嗎？他的心情能舒暢嗎？於是不准這個重病號要求生死與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種什麼樣的性質的‘決定’了。就是人身迫害！當時有同志實在看不慣，要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馬上制止，不准同志為他而去作無畏（謂）的犧牲。這個時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講一句俗話，簡直是太窩囊了。然而如若不窩囊一點而表示半點不滿，就更沒法活了。”（7）對於瞿秋白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投身了“革命”，實際上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與“革命”的極大地疏離，在行動上也只得與“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經沒有為自己重新選擇道路的“權利”，只能老老實實地被“革命”牽著走，哪怕明知前面是“黨內同志”布下的陷阱，也無由後退。這時，對有著無限可能性的“兒時”的懷念一定又襲上心頭，於是，在離開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從抽屜里拿出放了兩個多月的《“兒時”》，交《申報·自由談》發表。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國。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這次由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操縱的會上，瞿秋白又成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靶子。儘管瞿秋白在會上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此前的三中全會和政治局所犯的“錯誤”，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將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據邵玉健《試析王明一夥殘酷打擊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說，王明等人在會上宣稱，向忠發“是工人同志，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邵玉健文章說：“之後，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連續兩次強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寫聲明書，公開承認強加給的莫須有罪名。------瞿秋白於1月17日和1月28日兩次違心寫了聲明書。雖然他態度十分誠懇，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饒，欲徹底批倒批臭，最後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專門作出了《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硬給瞿秋白戴上‘調和態度’、‘兩面派態度’、‘右傾政治意見’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僅發16.7元生活費給瞿秋白，遠低於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資，僅能勉強餬口，更何談治病，實際上是欲置秋白於死地。”被逐出中共領導層的瞿秋白，可謂貧病交加。但即便這樣，“黨內同志”仍不肯放過他。1933年9月22日，已從上海遷到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突然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對瞿秋白進行了毀滅性的政治打擊。“決定”指責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的一些文章是“又來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同時在客觀上，他是整個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並號召“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個“決定”傳達到上海，上海的黨組織立即召開了對瞿秋白的批判會。瞿獨伊在《懷念父親》中說：“我聽母親說：在一次小組會上，父親對這樣歪曲和污衊進行了平靜的申述，但是宗派主義分子竟蠻橫地吼道：‘象你這樣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黨外去！’”（5）在遭受這樣的打擊迫害後，瞿秋白於1933年9月28日寫了《“兒時”》一文。細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時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並非是在成了國民黨的俘虜後才開始寫《多餘的話》的。《“兒時”》不長，才數百字，其中說道：
生命沒有寄託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寶貴。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並不是發見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覺到“中年”以後的衰退。------衰老和無能的悲哀，象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麼的短啊！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大哲學家，每天都在發見什麼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都已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麼陳舊，無味，雖則它們其實比“兒時”新鮮得多了。我於是想念“兒時”，禱告“兒時”。
完全可以將《“兒時”》視作是《多餘的話》之一部分的先期寫出和發表。本來早已信仰了共產主義並立誓為“共產主義之人間化”而奮鬥終身的瞿秋白，現在卻感到自己是一個“生命沒有寄託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託的同時，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悵地懷念起“兒時”來。他懷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無非是因為“兒時”的人，有著種種寄託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選擇做科學家，也可以選擇做哲學家，還可以選擇做其他各種正當有益而又乾淨有趣的事業，是因為“兒時”的生命是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面畫各種各樣美好的圖畫。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悵，是因為“中年”的他雖感到原有的生命寄託已經失去，但卻無由重新選擇生命寄託；是因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雖像一張畫滿了錯誤圖案的紙，但卻不能把這些圖案抹去重來。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悵地懷念和禱告著“兒時”時，是多麼渴望能從“中年”回到“兒時”，讓生命重新開始；是多麼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過是一場惡夢，一覺醒來，仍然躺在母親的懷裡。
在《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下達之後，瞿秋白馬上寫了這篇《“兒時”》，但卻並沒有馬上拿出去發表。想來，其時的瞿秋白對於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還有著顧忌。臨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蘇區”的決定。要瞿秋白離開上海赴“蘇區”，實在說不上有什么正當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當然談不上“蘇區”有什麼工作非他去擔當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體狀況，無疑留在上海更適宜。但信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同志”，卻偏是既不讓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養病”。當時，有人勸瞿秋白以身體需要調養為由爭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悵然”，“沉吟了片刻”，說：“去，早晚還是要去的，否則有人要說我怕死呢。”（6）早把命運交給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從“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個要求，即允許夫人楊之華一同前往，但卻被莫明其妙地拒絕。對此，有論者這樣評說：“在全黨一派無情鬥爭聲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蘇區，是好意嗎？他的心情能舒暢嗎？於是不准這個重病號要求生死與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種什麼樣的性質的‘決定’了。就是人身迫害！當時有同志實在看不慣，要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馬上制止，不准同志為他而去作無畏（謂）的犧牲。這個時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講一句俗話，簡直是太窩囊了。然而如若不窩囊一點而表示半點不滿，就更沒法活了。”（7）對於瞿秋白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投身了“革命”，實際上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與“革命”的極大地疏離，在行動上也只得與“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經沒有為自己重新選擇道路的“權利”，只能老老實實地被“革命”牽著走，哪怕明知前面是“黨內同志”布下的陷阱，也無由後退。這時，對有著無限可能性的“兒時”的懷念一定又襲上心頭，於是，在離開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從抽屜里拿出放了兩個多月的《“兒時”》，交《申報·自由談》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