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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3)
我讀到的最新的一篇關於瞿秋白的文章，是吳小龍發表於《隨筆》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餘的話〉究竟要說什麼》，這篇長文表達了與林勃所代表的觀點相近的看法，並把問題思考得更深入，對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時的心態把握得更準確精細。吳文認為：“瞿秋白在這篇文字中，表達了他的人生悲情，堅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著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歷史教訓——這是這一篇文字的價值所在。”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自稱“叛徒”。吳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稱的時候，“是帶著一種真的以這個稱呼來侮辱他的那些人們永遠不可能理解的一種悲愴”。如果“叛徒”意味著向敵人告密求饒，意味著出賣組織和“同志”，那瞿秋白決不是這樣的“叛徒”。然而，“他又確實在內心裡與作為國民黨殺他的理由的那個‘事業’拉開了距離，他所經歷的這個運動中的許多事，確實使他感到了某種真誠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對這種‘政治’的情感上的疏遠和背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吳文也強調，不能從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對自己的那些“苛評”，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瞿秋白表達的那種對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現在，我們可以不必諱言，造成了瞿秋白這種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思想家的生命有賴於他所認定的價值原則，和體現、實現這種價值原則的事業這兩者的支撐，而在瞿秋白，這兩種支撐都已大半失落：‘同一營壘’里的人對他的所作所為玷污了他與他們共同認定的社會理想和價值理想，以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誠，他無法接受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憊，厭倦等深深透著失望的情緒產生；事業上，由於非他所能為力的原因，他現在被‘解除了武裝，拉出了隊伍’，成為一個失敗者——這兩者，就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里表現出那種無奈、痛苦、低沉的情緒的根本原因。”至於瞿秋白為何要以一種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林勃、吳小龍等都指出，是因為瞿秋白身處敵人獄中，不便於明白直接地談論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黑幕和表達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種對《多餘的話》的理解，第一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相同，即都對《多餘的話》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卻大相逕庭。第二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頗對立，但在對瞿秋白真意的體察上卻更接近。其實，只要對瞿秋白投身“革命”後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對瞿秋白所身歷的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情形略為熟悉，就不難看出第一種理解是過於皮相的。就我來說，越是細細品味《多餘的話》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愴的詩。它把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表達得既朦朧又深刻，把一個“革命知識分子”臨終之際對自身人生錯位的痛悔表達得既隱晦又顯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從1928年開始，便飽嘗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蘇聯度過的，而正是在這期間身歷的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和荒謬絕倫，使瞿秋白萌發了對“政治”的極度厭倦，也使瞿秋白開始了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據陸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對瞿秋白的打擊迫害》（3）中回憶，在蘇聯時期，攀上了米夫做後台的王明，就開始對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於死地而後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內捏造了一個“江浙同鄉會”，說這是一個“反黨的秘密團體”，而背後的“大頭頭”就是瞿秋白。於是，來了一場氣勢洶洶的清查運動，向忠發在大會上宣布：“在共產黨內搞同鄉會活動的人，都要槍斃！”陸立之回憶說，運動“升級”後，“有人被捕，有人失蹤，還有人上吊自殺了。列寧學院有幾個中國同學在休假日自己烹調中國菜小酌，熱鬧了一陣。因為他們的方言別人聽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匯報，於是，就說他們在開會，以圖製造‘江浙同鄉會’的口實。”在運動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誣為“瘋子”，最後“失蹤致死”，而“這頂瘋帽本想扣在秋白頭上但沒有得逞，就讓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鄉會”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們便乾脆“向秋白直接誣陷”，“米夫硬說秋白和黃平都有神經病，強制送精神病院檢查。”再後來，米夫和王明又編寫了一份《共產國際對中共代表團的譴責決議》，把一頂“分裂主義”的帽子扣到瞿秋白頭上，理由是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學潮中犯了“分裂主義”的錯誤，“助長了托派小組織和其他反黨活動。”“最後，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將瞿秋白置於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裡的另一頂‘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像：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這件法寶，喜形於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為史達林最終並不認可米夫的構陷，瞿秋白才免於一死。然而，瞿秋白身雖未死，心卻在開始死去。陸立之文章中說，其時的瞿秋白“對所謂《譴責決議》和‘分裂主義’的新帽子等打擊逆來順受，有時候他還嘲諷自己，輕輕地哼著越劇‘是我錯’的曲調。但實際上他內心裡是極度苦惱的。楊之華說：由於景白失蹤又被說成是‘瘋子’，他告誡（另一胞弟）雲白必須言行謹慎，憂慮許多可能發生的事，他好幾天連續失眠。以前那種說笑歡快的家庭氣氛也消失了，夫妻倆都憂心忡忡，不知將會突發什麼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這社會主義的蘇聯，瞿秋白其實生活在一種“紅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無保障。他的“逆來順受”，他哼著“是我錯”的自嘲，都表明他已無意於去與那些“黨內同志”爭是非、論短長，表明他政治熱情的冷卻。不難想像，在那些連續失眠的夜裡，瞿秋白一定對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數年後的《多餘的話》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話：“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不妨說，在這種“紅色恐怖”中，在這些連續失眠的蘇聯之夜裡，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餘的話》最後一章《告別》，是以這樣一句話開頭：“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這句話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蘇聯的那些不眠之夜裡，當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著自己的人生選擇時，一定已有強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襲上心頭。
我讀到的最新的一篇關於瞿秋白的文章，是吳小龍發表於《隨筆》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餘的話〉究竟要說什麼》，這篇長文表達了與林勃所代表的觀點相近的看法，並把問題思考得更深入，對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時的心態把握得更準確精細。吳文認為：“瞿秋白在這篇文字中，表達了他的人生悲情，堅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著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歷史教訓——這是這一篇文字的價值所在。”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自稱“叛徒”。吳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稱的時候，“是帶著一種真的以這個稱呼來侮辱他的那些人們永遠不可能理解的一種悲愴”。如果“叛徒”意味著向敵人告密求饒，意味著出賣組織和“同志”，那瞿秋白決不是這樣的“叛徒”。然而，“他又確實在內心裡與作為國民黨殺他的理由的那個‘事業’拉開了距離，他所經歷的這個運動中的許多事，確實使他感到了某種真誠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對這種‘政治’的情感上的疏遠和背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吳文也強調，不能從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對自己的那些“苛評”，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瞿秋白表達的那種對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現在，我們可以不必諱言，造成了瞿秋白這種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思想家的生命有賴於他所認定的價值原則，和體現、實現這種價值原則的事業這兩者的支撐，而在瞿秋白，這兩種支撐都已大半失落：‘同一營壘’里的人對他的所作所為玷污了他與他們共同認定的社會理想和價值理想，以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誠，他無法接受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憊，厭倦等深深透著失望的情緒產生；事業上，由於非他所能為力的原因，他現在被‘解除了武裝，拉出了隊伍’，成為一個失敗者——這兩者，就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里表現出那種無奈、痛苦、低沉的情緒的根本原因。”至於瞿秋白為何要以一種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林勃、吳小龍等都指出，是因為瞿秋白身處敵人獄中，不便於明白直接地談論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黑幕和表達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種對《多餘的話》的理解，第一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相同，即都對《多餘的話》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卻大相逕庭。第二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頗對立，但在對瞿秋白真意的體察上卻更接近。其實，只要對瞿秋白投身“革命”後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對瞿秋白所身歷的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情形略為熟悉，就不難看出第一種理解是過於皮相的。就我來說，越是細細品味《多餘的話》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愴的詩。它把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表達得既朦朧又深刻，把一個“革命知識分子”臨終之際對自身人生錯位的痛悔表達得既隱晦又顯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從1928年開始，便飽嘗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蘇聯度過的，而正是在這期間身歷的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和荒謬絕倫，使瞿秋白萌發了對“政治”的極度厭倦，也使瞿秋白開始了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據陸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對瞿秋白的打擊迫害》（3）中回憶，在蘇聯時期，攀上了米夫做後台的王明，就開始對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於死地而後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內捏造了一個“江浙同鄉會”，說這是一個“反黨的秘密團體”，而背後的“大頭頭”就是瞿秋白。於是，來了一場氣勢洶洶的清查運動，向忠發在大會上宣布：“在共產黨內搞同鄉會活動的人，都要槍斃！”陸立之回憶說，運動“升級”後，“有人被捕，有人失蹤，還有人上吊自殺了。列寧學院有幾個中國同學在休假日自己烹調中國菜小酌，熱鬧了一陣。因為他們的方言別人聽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匯報，於是，就說他們在開會，以圖製造‘江浙同鄉會’的口實。”在運動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誣為“瘋子”，最後“失蹤致死”，而“這頂瘋帽本想扣在秋白頭上但沒有得逞，就讓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鄉會”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們便乾脆“向秋白直接誣陷”，“米夫硬說秋白和黃平都有神經病，強制送精神病院檢查。”再後來，米夫和王明又編寫了一份《共產國際對中共代表團的譴責決議》，把一頂“分裂主義”的帽子扣到瞿秋白頭上，理由是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學潮中犯了“分裂主義”的錯誤，“助長了托派小組織和其他反黨活動。”“最後，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將瞿秋白置於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裡的另一頂‘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像：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這件法寶，喜形於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為史達林最終並不認可米夫的構陷，瞿秋白才免於一死。然而，瞿秋白身雖未死，心卻在開始死去。陸立之文章中說，其時的瞿秋白“對所謂《譴責決議》和‘分裂主義’的新帽子等打擊逆來順受，有時候他還嘲諷自己，輕輕地哼著越劇‘是我錯’的曲調。但實際上他內心裡是極度苦惱的。楊之華說：由於景白失蹤又被說成是‘瘋子’，他告誡（另一胞弟）雲白必須言行謹慎，憂慮許多可能發生的事，他好幾天連續失眠。以前那種說笑歡快的家庭氣氛也消失了，夫妻倆都憂心忡忡，不知將會突發什麼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這社會主義的蘇聯，瞿秋白其實生活在一種“紅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無保障。他的“逆來順受”，他哼著“是我錯”的自嘲，都表明他已無意於去與那些“黨內同志”爭是非、論短長，表明他政治熱情的冷卻。不難想像，在那些連續失眠的夜裡，瞿秋白一定對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數年後的《多餘的話》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話：“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不妨說，在這種“紅色恐怖”中，在這些連續失眠的蘇聯之夜裡，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餘的話》最後一章《告別》，是以這樣一句話開頭：“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這句話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蘇聯的那些不眠之夜裡，當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著自己的人生選擇時，一定已有強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襲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