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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促使瞿秋白和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對“革命”進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懷著滿腔熱忱和忠貞投身“革命”，卻被懷疑、被歧視、被殘酷地凌辱和無情地打擊，最終使他們不由得生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隊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殺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將至的瞿秋白，開始寫《多餘的話》，5月22日完成。“文革”期間，瞿秋白因為這篇《多餘的話》而被認定為“叛徒”，自己的墓和常州母親的墓都被砸。“文革”後，中共中央為瞿秋白恢復了“名譽”，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視作“叛徒的自白書”者，似乎已沒有了，但對《多餘的話》到底想表達什麼，卻仍難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2），對“文革”後關於《多餘的話》的不同看法做了評介。從林文中可知，對《多餘的話》大體有以下幾種理解。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2)
一、從勇於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是一個共產黨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自己做出的嚴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勇氣。這種觀點也將《多餘的話》視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對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達這種理解的是陳鐵健發表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陳文指出：“《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它既有長處，也有弱點；既有令人奪目的光輝，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陳文是首先對《多餘的話》做出基本肯定者。該文發表後，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鳴。丁玲在完稿於1980年1月2日的長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最近，我又重讀了《多餘的話》，並且讀了《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陳鐵健同志寫的重評《多餘的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秋白一生的功績、對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細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比較全面，也比較公正。”又說：“他（瞿秋白）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地、盡心地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後代，這不也是一個大勇者嗎？！我們看見過去有的人在生前儘量為自己樹碑立傳，文過飾非，打擊別人，歪曲歷史，很少有像秋白這樣坦然無私、光明磊落、求全責備自己的。”
二、從“正統”的“革命立場”出發，基本否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地認定《多餘的話》為“叛徒的自白書”，但卻強調《多餘的話》是過於消沉灰暗的、是並不值得肯定的，作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這樣的文字總結自己的一生，是很不應該的。這種觀點最初是在反駁陳鐵健《重評〈多餘的話〉》一文時出現。例如，王亞朴發表於《上海師院學報》1979年第二期的《怎樣看待〈多餘的話〉》指出：“《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況下給自己勾劃了這樣一幅政治形象，過去的歷史：‘一場誤會，一場噩夢’；現在的狀況：‘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將來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這既不是自我解剖畫像，也沒有‘令人奪目的光輝’，假若硬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說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見’的了。”再如，劉煉發表於《歷史教學》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評述》一文，也認為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作了“許多過火的不實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敵人獄中作這樣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應該的。”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指出，對陳鐵健文章最鮮明完整的反對意見，是王維禮、杜文君兩位論者發表的。他們針對陳文“光輝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觀點，先後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報》（1979年11月17日）等報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是錯誤的，是瞿秋白歷史上一大污點，是不足為訓的。”雖“不是投降變節的自白書”，但卻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多餘的話》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動搖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對待革命，對待自己，對待生與死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有嚴重錯誤。”因為時勢的不同，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認定《多餘的話》意味著瞿秋白對“革命”的“背叛”，但從他們的某些論斷中，卻不難邏輯地得出瞿秋白最終“背叛”了“革命”的結論。
三、從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稱頌《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其實有著顯性和隱性兩個文本。顯性文本表現出的是瞿秋白嚴厲的自我清算、自我譴責、自我批判，而隱性文本則表現的是對王明路線的憎惡、反思和聲討。換言之，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那口口聲聲對自己的責罵，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實際上他要責罵的是王明一夥的罪惡，是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的作者林勃，便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道：“------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引述了瞿秋白的這些話後，指出：“這裡，‘十足的市儈’、‘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等嚴厲譴責都出現了；而內容則更顯蹊蹺、重大。十分清楚，‘厭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談王明路線，正是在談當時黨內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正是米夫——王明篡權上台的時間；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問題’、‘理論政策’、‘不同政見’——統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線！”而瞿秋白的這些關於自己的話“固然是自我譴責，但是，誰也不難看出：譴責自己未堅持與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見’，自然更是反對王明中央的政見；痛斥自己對王明路線的屈從，當然更痛斥王明路線本身；否定對自己的否定，實際就是對自己重新肯定，這自然同樣意味著反對王明路線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線這一點就集中了這所有自我譴責的主要含義。”林勃的結論是：“揭露王明路線——這是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餘的話》實質是瞿秋白同志在敵人獄中採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寫給自己同志和我們後人的總結當時革命經驗教訓、揭露王明路線的最後遺言，是他的最後鬥爭。”
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促使瞿秋白和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對“革命”進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懷著滿腔熱忱和忠貞投身“革命”，卻被懷疑、被歧視、被殘酷地凌辱和無情地打擊，最終使他們不由得生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隊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殺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將至的瞿秋白，開始寫《多餘的話》，5月22日完成。“文革”期間，瞿秋白因為這篇《多餘的話》而被認定為“叛徒”，自己的墓和常州母親的墓都被砸。“文革”後，中共中央為瞿秋白恢復了“名譽”，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視作“叛徒的自白書”者，似乎已沒有了，但對《多餘的話》到底想表達什麼，卻仍難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2），對“文革”後關於《多餘的話》的不同看法做了評介。從林文中可知，對《多餘的話》大體有以下幾種理解。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2)
一、從勇於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是一個共產黨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自己做出的嚴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勇氣。這種觀點也將《多餘的話》視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對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達這種理解的是陳鐵健發表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陳文指出：“《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它既有長處，也有弱點；既有令人奪目的光輝，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陳文是首先對《多餘的話》做出基本肯定者。該文發表後，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鳴。丁玲在完稿於1980年1月2日的長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最近，我又重讀了《多餘的話》，並且讀了《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陳鐵健同志寫的重評《多餘的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秋白一生的功績、對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細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比較全面，也比較公正。”又說：“他（瞿秋白）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地、盡心地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後代，這不也是一個大勇者嗎？！我們看見過去有的人在生前儘量為自己樹碑立傳，文過飾非，打擊別人，歪曲歷史，很少有像秋白這樣坦然無私、光明磊落、求全責備自己的。”
二、從“正統”的“革命立場”出發，基本否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地認定《多餘的話》為“叛徒的自白書”，但卻強調《多餘的話》是過於消沉灰暗的、是並不值得肯定的，作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這樣的文字總結自己的一生，是很不應該的。這種觀點最初是在反駁陳鐵健《重評〈多餘的話〉》一文時出現。例如，王亞朴發表於《上海師院學報》1979年第二期的《怎樣看待〈多餘的話〉》指出：“《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況下給自己勾劃了這樣一幅政治形象，過去的歷史：‘一場誤會，一場噩夢’；現在的狀況：‘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將來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這既不是自我解剖畫像，也沒有‘令人奪目的光輝’，假若硬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說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見’的了。”再如，劉煉發表於《歷史教學》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評述》一文，也認為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作了“許多過火的不實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敵人獄中作這樣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應該的。”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指出，對陳鐵健文章最鮮明完整的反對意見，是王維禮、杜文君兩位論者發表的。他們針對陳文“光輝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觀點，先後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報》（1979年11月17日）等報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是錯誤的，是瞿秋白歷史上一大污點，是不足為訓的。”雖“不是投降變節的自白書”，但卻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多餘的話》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動搖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對待革命，對待自己，對待生與死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有嚴重錯誤。”因為時勢的不同，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認定《多餘的話》意味著瞿秋白對“革命”的“背叛”，但從他們的某些論斷中，卻不難邏輯地得出瞿秋白最終“背叛”了“革命”的結論。
三、從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稱頌《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其實有著顯性和隱性兩個文本。顯性文本表現出的是瞿秋白嚴厲的自我清算、自我譴責、自我批判，而隱性文本則表現的是對王明路線的憎惡、反思和聲討。換言之，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那口口聲聲對自己的責罵，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實際上他要責罵的是王明一夥的罪惡，是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的作者林勃，便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道：“------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引述了瞿秋白的這些話後，指出：“這裡，‘十足的市儈’、‘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等嚴厲譴責都出現了；而內容則更顯蹊蹺、重大。十分清楚，‘厭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談王明路線，正是在談當時黨內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正是米夫——王明篡權上台的時間；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問題’、‘理論政策’、‘不同政見’——統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線！”而瞿秋白的這些關於自己的話“固然是自我譴責，但是，誰也不難看出：譴責自己未堅持與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見’，自然更是反對王明中央的政見；痛斥自己對王明路線的屈從，當然更痛斥王明路線本身；否定對自己的否定，實際就是對自己重新肯定，這自然同樣意味著反對王明路線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線這一點就集中了這所有自我譴責的主要含義。”林勃的結論是：“揭露王明路線——這是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餘的話》實質是瞿秋白同志在敵人獄中採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寫給自己同志和我們後人的總結當時革命經驗教訓、揭露王明路線的最後遺言，是他的最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