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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別了妻子楊之華，踏上了去“蘇區”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連同各路人馬開始了“長征”。瞿秋白當然要求隨中央機關“長征”。然而，這要求卻被斷然拒絕。就像當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卻不得不走一樣，這回是想跟著走卻不准走。當事人之一的伍修權對有關“長征”和人員去留問題，曾有這樣的回憶：“有的為‘左’傾路線領導者不喜歡的幹部，則被他們乘機甩掉，留在蘇區打游擊。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體根本不適宜游擊環境，也被留下，結果使他們不幸被俘犧牲，賀昌、劉伯堅等同志也是這樣犧牲的。事實證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體弱的同志，由於跟主力紅軍行軍，都被保存了下來，安全到達了陝北。”（8）讓瞿秋白這樣的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打游擊”，真可謂滑稽之至。當然，“打游擊”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殺人”是真。從蘇聯時期起，“黨內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於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黨首領”的身份被國民黨軍隊抓獲，他們也就如願以償了。對這一切，瞿秋白當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後在“革命陣營”內的遭遇，就不難理解他為何以最後的生命時光來寫《多餘的話》了。實際上，瞿秋白早有滿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時有過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我讀著文章仿佛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自然比這篇文章要輕微得多，也婉轉得多。------儘管是迂迴婉轉，還是說了不少的過頭話”。如果說寫給丁玲這些信已經預告著《多餘的話》的懷胎；而離開上海前公開發表《“兒時”》，則表明《多餘的話》已經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為何寫《多餘的話》，也就能明白他為何在《多餘的話》中寫下這樣的話：“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明白了瞿秋白為何寫《多餘的話》，也就能明白他為何在《多餘的話》中寫下這樣的話：“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半個多世紀以後，接續著瞿秋白的這種“感受型反思”的，是韋君宜。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1935年積極投身“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1949年後，也可算是中共高級幹部。1994年，韋君宜出版了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對於延安時期“搶救運動”的殘酷無情和荒謬絕倫有深刻的揭示，對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的關係有十分耐人尋味的表現。1998年，韋君宜出版了回憶錄性質的著作《思痛錄》，對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和1949後的“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革命運動”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說韋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為韋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維活動始終不離自己的經歷、感受，很少進入抽象的理論思辨。關於韋君宜的反思，已有許多人作過評說，尤其《思痛錄》出版後，在思想文化界頗有影響。2001年，大眾文藝出版社了《回應韋君宜》一書，其中收錄了數十篇對韋君宜的反思進行論說和闡發的文章。因此，我在這裡就不對韋君宜的反思多作贅語，只將韋君宜的反思與瞿秋白作些比較。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別了妻子楊之華，踏上了去“蘇區”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連同各路人馬開始了“長征”。瞿秋白當然要求隨中央機關“長征”。然而，這要求卻被斷然拒絕。就像當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卻不得不走一樣，這回是想跟著走卻不准走。當事人之一的伍修權對有關“長征”和人員去留問題，曾有這樣的回憶：“有的為‘左’傾路線領導者不喜歡的幹部，則被他們乘機甩掉，留在蘇區打游擊。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體根本不適宜游擊環境，也被留下，結果使他們不幸被俘犧牲，賀昌、劉伯堅等同志也是這樣犧牲的。事實證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體弱的同志，由於跟主力紅軍行軍，都被保存了下來，安全到達了陝北。”（8）讓瞿秋白這樣的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打游擊”，真可謂滑稽之至。當然，“打游擊”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殺人”是真。從蘇聯時期起，“黨內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於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黨首領”的身份被國民黨軍隊抓獲，他們也就如願以償了。對這一切，瞿秋白當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後在“革命陣營”內的遭遇，就不難理解他為何以最後的生命時光來寫《多餘的話》了。實際上，瞿秋白早有滿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時有過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我讀著文章仿佛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自然比這篇文章要輕微得多，也婉轉得多。------儘管是迂迴婉轉，還是說了不少的過頭話”。如果說寫給丁玲這些信已經預告著《多餘的話》的懷胎；而離開上海前公開發表《“兒時”》，則表明《多餘的話》已經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為何寫《多餘的話》，也就能明白他為何在《多餘的話》中寫下這樣的話：“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明白了瞿秋白為何寫《多餘的話》，也就能明白他為何在《多餘的話》中寫下這樣的話：“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半個多世紀以後，接續著瞿秋白的這種“感受型反思”的，是韋君宜。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1935年積極投身“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1949年後，也可算是中共高級幹部。1994年，韋君宜出版了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對於延安時期“搶救運動”的殘酷無情和荒謬絕倫有深刻的揭示，對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的關係有十分耐人尋味的表現。1998年，韋君宜出版了回憶錄性質的著作《思痛錄》，對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和1949後的“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革命運動”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說韋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為韋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維活動始終不離自己的經歷、感受，很少進入抽象的理論思辨。關於韋君宜的反思，已有許多人作過評說，尤其《思痛錄》出版後，在思想文化界頗有影響。2001年，大眾文藝出版社了《回應韋君宜》一書，其中收錄了數十篇對韋君宜的反思進行論說和闡發的文章。因此，我在這裡就不對韋君宜的反思多作贅語，只將韋君宜的反思與瞿秋白作些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