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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名譽(4)
就是對於最親密的愛人楊之華，“也只露一點口風”，這說明這些“多餘的話”在瞿秋白心中已積鬱多時，他渴望傾訴卻又不能傾訴，他必須在內心築起一道堤壩，並時時防範著它的潰決。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筆掘開這堤壩，讓被禁錮已久的心潮噴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僅是為了逞一時之快。做過多年“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作為中國最早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進入歷史，必然要被後來的文人、學者、政客評頭品足。與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胡塗亂抹，不如自己臨死前攬鏡自照，畫下自己的真面目；與其自己的歷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隨意分派，不如自己在離開人世前為自己做出準確的歷史定位。——這才是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對瞿秋白的最真實的尊重，就應該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繪和自我定位。
“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由於種種原因，《多餘的話》寫出後，竟長期並未對瞿秋白的“革命聲譽”帶來“損害”，這也許是瞿秋白握筆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做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年前遇難的瞿秋白做了這樣的“結論”：“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直到“文革”時期，《多餘的話》才成了嚴重的問題，瞿秋白被說成為革命的“叛徒”，遭受嚴厲的譴責、謾罵，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對於瞿秋白，這真是遲來的審判和“報應”。不少人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許既不會感到突然，也不會覺得怎樣的委屈。
去年，我在舊書店買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編輯出版者為“北京師大革委會井岡紅軍”，出版時間是1968年2月。這本書收集了從中共高層到“紅衛兵小將”對瞿秋白的批判，也輯錄了包括《多餘的話》在內的瞿秋白的“反動言論”。翻過扉頁，背面貼著一張署名“編者”的鉛印字條，上寫“本書原引戚本禹講話及所有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在書店時，翻到這張字條，我啞然失笑，並立即決定買下。
《多餘的話》作為瞿秋白的歷史舊帳，是在“文革”開始前數年便被翻出的，而這要“歸功”於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與羅爾綱等人“商榷”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說李秀成被曾國藩捕獲後寫了自供狀，因而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將要“遺臭萬年”：“無情的事實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並不是為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成的‘革命文獻’，它只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此文引發了學術文化界的一場爭論。爭論正進行時，毛澤東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又重新發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批李秀成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牽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後寫了“自述”，因而是“遺臭萬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也自然是“叛徒”無疑。所以，在“文革”時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翻船，鋃鐺入獄，去寫他自己的“自供狀”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講話和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了。“文革”時期的許多事情，從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顯得無比莊嚴神聖，一方面又給人以強烈的兒戲感，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問題是由李秀成的“叛徒”問題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問題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論都已“作廢”，那李秀成就並不是“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叛徒”；既然李秀成並不因被捕後寫了“自述”而成為“叛徒”，那被秀成所牽扯出的瞿秋白，就也應不因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而成為“叛徒”；既然瞿秋白並不是“叛徒”，那就意味著對瞿秋白的批判毫無道理，也就意味著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儘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廢”，批判卻仍要進行下去。這就像一個滿街叫賣老鼠藥的人，一面說他的藥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說世上本沒有老鼠這種東西。——“文革”時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謬。
就是對於最親密的愛人楊之華，“也只露一點口風”，這說明這些“多餘的話”在瞿秋白心中已積鬱多時，他渴望傾訴卻又不能傾訴，他必須在內心築起一道堤壩，並時時防範著它的潰決。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筆掘開這堤壩，讓被禁錮已久的心潮噴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僅是為了逞一時之快。做過多年“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作為中國最早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進入歷史，必然要被後來的文人、學者、政客評頭品足。與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胡塗亂抹，不如自己臨死前攬鏡自照，畫下自己的真面目；與其自己的歷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隨意分派，不如自己在離開人世前為自己做出準確的歷史定位。——這才是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對瞿秋白的最真實的尊重，就應該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繪和自我定位。
“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由於種種原因，《多餘的話》寫出後，竟長期並未對瞿秋白的“革命聲譽”帶來“損害”，這也許是瞿秋白握筆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做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年前遇難的瞿秋白做了這樣的“結論”：“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直到“文革”時期，《多餘的話》才成了嚴重的問題，瞿秋白被說成為革命的“叛徒”，遭受嚴厲的譴責、謾罵，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對於瞿秋白，這真是遲來的審判和“報應”。不少人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許既不會感到突然，也不會覺得怎樣的委屈。
去年，我在舊書店買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編輯出版者為“北京師大革委會井岡紅軍”，出版時間是1968年2月。這本書收集了從中共高層到“紅衛兵小將”對瞿秋白的批判，也輯錄了包括《多餘的話》在內的瞿秋白的“反動言論”。翻過扉頁，背面貼著一張署名“編者”的鉛印字條，上寫“本書原引戚本禹講話及所有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在書店時，翻到這張字條，我啞然失笑，並立即決定買下。
《多餘的話》作為瞿秋白的歷史舊帳，是在“文革”開始前數年便被翻出的，而這要“歸功”於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與羅爾綱等人“商榷”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說李秀成被曾國藩捕獲後寫了自供狀，因而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將要“遺臭萬年”：“無情的事實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並不是為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成的‘革命文獻’，它只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此文引發了學術文化界的一場爭論。爭論正進行時，毛澤東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又重新發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批李秀成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牽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後寫了“自述”，因而是“遺臭萬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也自然是“叛徒”無疑。所以，在“文革”時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翻船，鋃鐺入獄，去寫他自己的“自供狀”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講話和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了。“文革”時期的許多事情，從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顯得無比莊嚴神聖，一方面又給人以強烈的兒戲感，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問題是由李秀成的“叛徒”問題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問題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論都已“作廢”，那李秀成就並不是“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叛徒”；既然李秀成並不因被捕後寫了“自述”而成為“叛徒”，那被秀成所牽扯出的瞿秋白，就也應不因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而成為“叛徒”；既然瞿秋白並不是“叛徒”，那就意味著對瞿秋白的批判毫無道理，也就意味著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儘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廢”，批判卻仍要進行下去。這就像一個滿街叫賣老鼠藥的人，一面說他的藥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說世上本沒有老鼠這種東西。——“文革”時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