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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名譽(3)
我覺得，瞿秋白《供詞》與《多餘的話》的矛盾，並不很難理解。例如一棵樹，某根樹枝上有幾片綠葉，其他則都是枯枝。說這棵樹上也有著綠葉，這並沒有說假話；說這棵樹滿是枯枝，則更是真話。——瞿秋白在《供詞》和《多餘的話》中對“蘇區”的兩種說法，某種意義上就像對這樣一棵樹的兩種說法。在寫《供詞》和寫《多餘的話》時，瞿秋白的心態是大為不同的。《供詞》是作為階下囚的瞿秋白寫給過去的“敵人”看的自供狀，《多餘的話》是作為將死者的瞿秋白寫給過去的“同志”看的訣別詞。兩篇文字在寫作時都有著明確的“隱含讀者”。《供詞》是明確地說給作為敵人的國民黨聽的，在寫作時瞿秋白的腦中眼前會始終有著國民黨官員的影子，甚至蔣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現；《多餘的話》是明確地說給作為過去的“同志”的共產黨人士聽的，在寫作時瞿秋白的腦中眼前會始終有著過去的“同志”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澤東、周恩來這些要人的身影也會時時出現。 即便在“文革”之後，仍有人認為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是為了贏得國民黨的好感從而達到求生的目的：“秋白始終存在著一種幻想：他也許能夠騙過敵人的眼目，用不著傷害黨而把自己保存下來。醜化自己，是他付給敵人的一筆贖款，寫《多餘的話》，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種嘗試。”（5）這也就意味著《多餘的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作偽，是瞿秋白在獄中演的一齣戲，說出的都是最不“坦白”最不“老實”的假話。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證明這種理解的荒謬。而從“隱含讀者”的角度一句一句地體會、尋味《多餘的話》，也是證明這種理解之荒謬的一種有效途徑。如果《多餘的話》真是所謂“付給敵人的一筆贖款”，那它實際上就是寫給“敵人”看的，它的“隱含讀者”就是“敵人”，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餘的話》，實在品不出絲毫這樣的意味。
細細琢磨《多餘的話》，可看出這是一個明確意識到自己會成為“歷史人物”的人對歷史的交待。這種交待的聽眾首先是過去的黨內“同志”。當然，有時候也能感覺到瞿秋白是把話說給世人聽的，有時候則是說給後代聽的，也有幾句話是說給親人聽的。《多餘的話》中也有這樣一段話：“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託，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這番話，可以看成是對世人、對後代說的，也不妨看成是說給國共兩黨共同聽的。至於專門說給國民黨聽的話，半句也沒有。
在《多餘的話》中，許多話乾脆是對著過去的黨內“同志”，以第二人稱的方式喊叫而出的：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很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如果說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是在作偽，是在演戲，是在向國民黨付一筆“贖款”，那就意味著他實際上字字句句都是寫給國民黨看的，在寫作時眼前始終有著蔣介石的影子（因為只有蔣介石才有權決定瞿秋白的生死）。然而，上面的這些話，像是在作偽、像是在演戲、像是在撒謊嗎？讀這些文字，讓人感覺瞿秋白在寫下它們時，已經很有些忘情了，他不但眼前沒有站著一個蔣介石，甚至根本就忘了是在蔣介石的監獄裡。
前面說過，瞿秋白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十分珍愛自己的名譽的。他沒有向國民黨叛變，就說明他把名譽看得比生命更重。然而，從“革命”的立場上看，這篇《多餘的話》卻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賤、自我貶損，分明是在自毀“革命聲譽”，是在對用多年生命建立起來的“革命形象”進行不留情的摧殘。這該怎樣解釋呢？對此，瞿秋白在《多餘的話》里也明確地做出了回答：“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然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真有名譽心的人首先是一個真誠的人，否則他愛的就不是“名譽”而是“虛榮”。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說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虛假的做戲，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卻表現出極大的真誠；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也說自己是軟弱的、是缺乏勇氣的，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卻表現出驚人的肝膽。品味《多餘的話》，我感覺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寫下它們時，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無奈，但又不僅僅只有這些，還有著興奮、有著痛快；而當他劃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時，我相信，他感到了難言的舒暢：“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這是在《多餘的話》接近尾聲時寫下的一段話。揭穿別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別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動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則更是加倍地痛快。寫《多餘的話》的過程，就是瞿秋白親自動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過程。因為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與真實的肌膚相粘連，撕扯的過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後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寧願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願戴著金碧輝煌的假面具進入歷史。
我覺得，瞿秋白《供詞》與《多餘的話》的矛盾，並不很難理解。例如一棵樹，某根樹枝上有幾片綠葉，其他則都是枯枝。說這棵樹上也有著綠葉，這並沒有說假話；說這棵樹滿是枯枝，則更是真話。——瞿秋白在《供詞》和《多餘的話》中對“蘇區”的兩種說法，某種意義上就像對這樣一棵樹的兩種說法。在寫《供詞》和寫《多餘的話》時，瞿秋白的心態是大為不同的。《供詞》是作為階下囚的瞿秋白寫給過去的“敵人”看的自供狀，《多餘的話》是作為將死者的瞿秋白寫給過去的“同志”看的訣別詞。兩篇文字在寫作時都有著明確的“隱含讀者”。《供詞》是明確地說給作為敵人的國民黨聽的，在寫作時瞿秋白的腦中眼前會始終有著國民黨官員的影子，甚至蔣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現；《多餘的話》是明確地說給作為過去的“同志”的共產黨人士聽的，在寫作時瞿秋白的腦中眼前會始終有著過去的“同志”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澤東、周恩來這些要人的身影也會時時出現。 即便在“文革”之後，仍有人認為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是為了贏得國民黨的好感從而達到求生的目的：“秋白始終存在著一種幻想：他也許能夠騙過敵人的眼目，用不著傷害黨而把自己保存下來。醜化自己，是他付給敵人的一筆贖款，寫《多餘的話》，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種嘗試。”（5）這也就意味著《多餘的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作偽，是瞿秋白在獄中演的一齣戲，說出的都是最不“坦白”最不“老實”的假話。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證明這種理解的荒謬。而從“隱含讀者”的角度一句一句地體會、尋味《多餘的話》，也是證明這種理解之荒謬的一種有效途徑。如果《多餘的話》真是所謂“付給敵人的一筆贖款”，那它實際上就是寫給“敵人”看的，它的“隱含讀者”就是“敵人”，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餘的話》，實在品不出絲毫這樣的意味。
細細琢磨《多餘的話》，可看出這是一個明確意識到自己會成為“歷史人物”的人對歷史的交待。這種交待的聽眾首先是過去的黨內“同志”。當然，有時候也能感覺到瞿秋白是把話說給世人聽的，有時候則是說給後代聽的，也有幾句話是說給親人聽的。《多餘的話》中也有這樣一段話：“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託，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這番話，可以看成是對世人、對後代說的，也不妨看成是說給國共兩黨共同聽的。至於專門說給國民黨聽的話，半句也沒有。
在《多餘的話》中，許多話乾脆是對著過去的黨內“同志”，以第二人稱的方式喊叫而出的：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很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如果說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是在作偽，是在演戲，是在向國民黨付一筆“贖款”，那就意味著他實際上字字句句都是寫給國民黨看的，在寫作時眼前始終有著蔣介石的影子（因為只有蔣介石才有權決定瞿秋白的生死）。然而，上面的這些話，像是在作偽、像是在演戲、像是在撒謊嗎？讀這些文字，讓人感覺瞿秋白在寫下它們時，已經很有些忘情了，他不但眼前沒有站著一個蔣介石，甚至根本就忘了是在蔣介石的監獄裡。
前面說過，瞿秋白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十分珍愛自己的名譽的。他沒有向國民黨叛變，就說明他把名譽看得比生命更重。然而，從“革命”的立場上看，這篇《多餘的話》卻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賤、自我貶損，分明是在自毀“革命聲譽”，是在對用多年生命建立起來的“革命形象”進行不留情的摧殘。這該怎樣解釋呢？對此，瞿秋白在《多餘的話》里也明確地做出了回答：“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然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真有名譽心的人首先是一個真誠的人，否則他愛的就不是“名譽”而是“虛榮”。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說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虛假的做戲，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卻表現出極大的真誠；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也說自己是軟弱的、是缺乏勇氣的，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卻表現出驚人的肝膽。品味《多餘的話》，我感覺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寫下它們時，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無奈，但又不僅僅只有這些，還有著興奮、有著痛快；而當他劃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時，我相信，他感到了難言的舒暢：“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這是在《多餘的話》接近尾聲時寫下的一段話。揭穿別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別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動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則更是加倍地痛快。寫《多餘的話》的過程，就是瞿秋白親自動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過程。因為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與真實的肌膚相粘連，撕扯的過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後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寧願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願戴著金碧輝煌的假面具進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