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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把李秀成與瞿秋白掛上鉤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首次揭發了瞿秋白投敵變節的事實”。此後，他又在多種場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問題。據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問題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35.6——1967.11）”記載，這位要人1966年8月30日在接見科學院代表時指出：“在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我們應當向青年歷史學家戚本禹同志學習，學習他對李秀成的分析。”而“這個指示馬上為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所接受。按照這一指示，北京師範大學井岡紅軍《文革簡訊》編輯部隨即派人到瞿秋白的家鄉常州市和瞿秋白重要活動地區上海等地進行調查，除《多餘的話》外，還發現了瞿秋白在長汀所寫詩詞五首、給郭沫若的信、上偽保守十四團鍾團長信兩件、偽三十六師審訊記錄、瞿秋白訪問記等一系列瞿秋白叛黨投敵的鐵證。”這個“大事記”又載：1967年1月15日，“北京師大井岡紅軍赴常（州）革命造反隊出版《文革簡訊·討瞿專號》第一號（總第四期），詳細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變事實，分析了瞿秋白投敵變節的思想根源和陸定一之流吹捧瞿秋白的反革命企圖。”1967年8月15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發表，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了瞿秋白這個歷史上的老機會主義者、老叛徒。”這算是1949後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刊第一次點名批判瞿秋白。1972年中發12號文件則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瞿秋白的“名譽(5)
把“北京師大井岡紅軍”拋出的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對照著讀，也有一種滑稽感，覺得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這些“討瞿”者與瞿秋白本人似乎並沒有根本的分歧：他們義憤填膺地加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諸自身了的；他們咬牙切齒地要從瞿秋白身上剝奪的東西，是瞿秋白早就從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問題當然是瞿秋白問題的關鍵，《瞿秋白批判集》說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後投降變節，與國民黨反動派飲酒言歡，------寫了一本叛徒自白書《多餘的話》。我們建議中央開除瞿秋白的黨籍。我們必須肅清瞿秋白的影響，不許叛徒頂著‘革命先烈’的頭銜繼續蒙蔽群眾，毒害青年。”（第18——19頁）“瞿秋白這個可恥的叛徒長期頂著‘革命先烈’、‘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矇騙世人，毒害青年。------但是，歷史的事實終究是掩蓋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後不久，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個李秀成式的大叛徒。於是，瞿秋白這個叛徒的可恥面目終於大白於天下。”（第27——28頁）“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革命同志為了純潔黨史，主動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陳列品。可是，彭真、陸定一的幫凶周揚、許立群、石西民卻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趕到革命博物館進行檢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長姚溱把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扣押下來，------把叛徒投敵變節的鐵證包起來，讓這個歷史的罪人繼續霸占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史館，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諸如此類的“建議”、“批判”，不就是說應該“開除瞿秋白的黨籍”、應該把瞿秋白看作“叛徒”、應該把瞿秋白趕出“革命博物館”嗎？但瞿秋白在《多餘的話》里，不是早就明確說過自己應該被開除黨籍嗎：“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遍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在《多餘的話》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說過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嗎：“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在《多餘的話》里，瞿秋白不是也預先拒絕了對他的紀念和“頂禮膜拜”嗎：“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又為瞿秋白恢復了“名譽”，許多本意是在歌頌、讚美的稱號、評價又加諸瞿秋白頭上。然而，無論是“文革”前的也好 ，還是“文革”後的也好，那些被誠實的瞿秋白視作“虛名”的東西，未必是他所樂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稱作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是一習慣性的說法，然而，在《多餘的話》，瞿秋白實際上回絕了這種稱謂：“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於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又例如，宋慶齡1959年曾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覓渡橋小學（原名冠英兩等小學堂）題詞：“希望小朋友們學習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革命精神。------做個黨的好兒女。”（6）然而，在《多餘的話》一開頭，瞿秋白就告誡後代不要向自己學習，他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後代向自己學習：“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曾對著過去的黨內“同志”說：“你們去算帳罷”；又說：“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對於瞿秋白的帳究竟應該怎樣算，才能被瞿秋白認為是“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瞿秋白的“名譽(5)
把“北京師大井岡紅軍”拋出的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對照著讀，也有一種滑稽感，覺得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這些“討瞿”者與瞿秋白本人似乎並沒有根本的分歧：他們義憤填膺地加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諸自身了的；他們咬牙切齒地要從瞿秋白身上剝奪的東西，是瞿秋白早就從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問題當然是瞿秋白問題的關鍵，《瞿秋白批判集》說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後投降變節，與國民黨反動派飲酒言歡，------寫了一本叛徒自白書《多餘的話》。我們建議中央開除瞿秋白的黨籍。我們必須肅清瞿秋白的影響，不許叛徒頂著‘革命先烈’的頭銜繼續蒙蔽群眾，毒害青年。”（第18——19頁）“瞿秋白這個可恥的叛徒長期頂著‘革命先烈’、‘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矇騙世人，毒害青年。------但是，歷史的事實終究是掩蓋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後不久，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個李秀成式的大叛徒。於是，瞿秋白這個叛徒的可恥面目終於大白於天下。”（第27——28頁）“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革命同志為了純潔黨史，主動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陳列品。可是，彭真、陸定一的幫凶周揚、許立群、石西民卻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趕到革命博物館進行檢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長姚溱把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扣押下來，------把叛徒投敵變節的鐵證包起來，讓這個歷史的罪人繼續霸占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史館，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諸如此類的“建議”、“批判”，不就是說應該“開除瞿秋白的黨籍”、應該把瞿秋白看作“叛徒”、應該把瞿秋白趕出“革命博物館”嗎？但瞿秋白在《多餘的話》里，不是早就明確說過自己應該被開除黨籍嗎：“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遍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在《多餘的話》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說過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嗎：“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在《多餘的話》里，瞿秋白不是也預先拒絕了對他的紀念和“頂禮膜拜”嗎：“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又為瞿秋白恢復了“名譽”，許多本意是在歌頌、讚美的稱號、評價又加諸瞿秋白頭上。然而，無論是“文革”前的也好 ，還是“文革”後的也好，那些被誠實的瞿秋白視作“虛名”的東西，未必是他所樂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稱作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是一習慣性的說法，然而，在《多餘的話》，瞿秋白實際上回絕了這種稱謂：“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於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又例如，宋慶齡1959年曾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覓渡橋小學（原名冠英兩等小學堂）題詞：“希望小朋友們學習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革命精神。------做個黨的好兒女。”（6）然而，在《多餘的話》一開頭，瞿秋白就告誡後代不要向自己學習，他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後代向自己學習：“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曾對著過去的黨內“同志”說：“你們去算帳罷”；又說：“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對於瞿秋白的帳究竟應該怎樣算，才能被瞿秋白認為是“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