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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義德·努爾西
法圖拉·葛蘭
努爾西的宗教觀、政治觀、科學觀和教育觀均體現其宗教思想。
宗教觀。努爾西認為，宗教信仰是人類理解世界、明辨是非、控制慾念和約束行為的重要力量，因此有神論優於無神論，美洲和西歐優於蘇聯和東歐。出於這種邏輯，他支持土耳其共和國加入北約，並認為宗教信仰與現代化並不衝突。但是，不同宗教以及教派必定存在諸多差異，這就需要信仰對話。努爾西認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應該加強溝通，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則要實現和解。1953年他曾拜訪伊斯坦堡的一位大主教。他還呼籲遜尼派和什葉派捐棄前嫌：“任何事過多或不及都不好，適可而止才是中正之道……啊，遜尼派，信仰真理的人們，阿拉維人，以熱愛先知家族為道的人們，趕快結束你們之間無謂、不忠、不公、有害的爭吵吧……你們是惟一主的信仰者，你們必須拋棄有害團結的東西，你們之間至少存在一百條神聖的紐帶，要求你們兄弟相恤，團結一致。”[8]
政治觀。努爾西認為，伊斯蘭教在現代社會應該實現三大目標：一是錘鍊穆斯林內心修為；二是促成穆斯林踐行信仰；三是恢復伊斯蘭教法沙里亞。然而，努爾西又稱，沙里亞和國家必須保障國民的自由、民主和正義，這裡所稱的國民包括非穆斯林在內。國民與國家是小溪流與蓄水池、主人與公僕的關係。國民是國家的主人，相當於小溪流，決定蓄水池的水量和水質；國家是國民的公僕，相當於小溪流所匯聚成的蓄水池，無法影響小溪流。努爾西贊同自由、民主和正義。他珍視自由：“我可以沒有麵包而生活，不能沒有自由而生存。”而貧困和壓制則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天敵。他渴望民主，無論反對奧斯曼帝國蘇丹專制還是凱末爾時代的一黨制均體現這一價值取向。他贊同正義：“孤兒的權利不能因為全社會的權利而被壓制；同樣的，個人也不能為了國家的安全而犧牲生命。就正義而言，無所謂強與弱，不能因為強者而忽略弱者的權利。”[9]
科學觀。努爾西認為，無知使人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將個人利益壓制集體利益，把局部利益凌駕於整體利益，導致政治混亂、教派紛爭等毫無意義的社會內訌。因此，無知成為奧斯曼帝國衰落的重要因素。與無知相對立的是科學，努爾西欣賞科學，曾使用油印機進行宗教宣傳並盛讚無線電的巨大用途。他認為，科學可以直接掃蕩無知；科學可以發展生產，累積財富，消滅貧困，間接清除愚昧現象的滋生土壤；科學可以揭示規律，而這種規律也是“真主的德性之一”，即這個秩序井然的宇宙萬物確由真主創造和維繫，換言之，科學可以證實信仰，科學研究的終極目的在於論證宗教經典及宗教信仰的深刻準確。受努爾西的影響，他的信徒的確廣泛使用電話、電視、電報、收音機、錄音機等通信手段進行宗教宣傳。
教育觀。努爾西的教育觀與其宗教觀、政治觀和科學觀聯繫非常密切。他主張學校教育兼顧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這體現了其宗教觀。他倡導學有專長和獨立思考，這體現了其政治觀中的自由、民主和正義原則。他呼籲宗教教育要與科學教育結合起來，這體現了其科學觀。
努爾西不僅是一位宗教思想家，而且是早期努爾庫運動的精神領袖。據統計，目前土耳其共和國的努爾庫運動成員約有200萬—600萬人，主要通過德爾沙尼即讀經小組（Der-shane）研讀《光的書信》和交流心得。到2001年，這樣的讀經小組在土耳其共和國境內約有5 000個，在中亞諸國有53個，在德國有57個，在奧地利有4個，在荷蘭有7個，在比利時有2個。
賽義德·努爾西逝世之後，努爾庫運動在繼續發展的同時，逐漸出現裂變。手抄派是最早出現的努爾庫運動支派，因極力主張手抄反對印刷《光的書信》而得名，認為此舉可以保留努爾西著作的意蘊和原意。此後努爾庫運動又分化出7派，其中以法圖拉·葛蘭為首的葛蘭運動（The Gülen movement）較為寬容且影響很大。
法圖拉·葛蘭，1941年4月27日生於土耳其共和國埃爾祖魯姆（Erzurum）省哈森卡勒堡（Hasankale）區的科魯楚克（Korucuk）村，其祖父及父母均為伊斯蘭教學者，因此他在幼時已經接受非常全面的宗教教育，喜讀宗教、哲學和文學作品。1958年，葛蘭畢業於初級神學院。1966年，他移居伊茲密爾講經布道，並受到賽義德·努爾西宗教思想的巨大影響。此後，他逐漸成長為20世紀下半葉迄今土耳其共和國乃至全球最負盛名的宗教思想家以及異常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2008年美國《展望》（Prospect）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將法圖拉·葛蘭評選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
法圖拉·葛蘭學富五車，擅長講演、答疑和撰文，這些口述或文章集中體現了他的宗教思想，且已被彙編成書，主要包括：四卷本《時代帶來的猶疑》；四卷本《準則或路上的明燈》；三卷本《永恆之光》；兩卷本《色帶上的真理之芽》；《心中的翡翠山坡》；《時代與這一代的年輕人》；《時間的黃金面》；《破碎的琴撥》；《有關〈古蘭經〉首章的思考》；《迎向失落的天堂》；《信仰的恩蔭》；《蘇非思想：伊斯蘭的心靈旅程》；《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面貌》；等等。原著均為現代土耳其語，其中有部分著作被譯成英語、漢語、俄語、德語、阿爾巴尼亞語和保加利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