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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圖拉·葛蘭認為，各種宗教和同一宗教內部的不同教派，奉行基本相同的道德標準，因而是平等的。他曾講：“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貫徹其宗教信仰，這些廣泛接受的道德如愛、尊敬、寬容、原諒、憐憫、和平、兄弟情義和自由都是各宗教所極力讚許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佛陀、希伯來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啟示中。”[10]法圖拉·葛蘭在認定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的基礎上，繼承賽義德·努爾西的宗教對話主張，強調進行信仰溝通。他認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和猶太教都是一神信仰，起初均為閃米特人的宗教，而且在伊斯蘭區域長期和諧共存，因此必須進行信仰對話。“在我們歷史上，猶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在許多地方是並存的”；“穆斯林在歷史上對猶太人頗為寬容，沒有歧視、大屠殺、違反人權和種族滅絕等現象發生。相反，猶太人在處於困境時得到歡迎，當他們被驅逐出安達盧西亞（Andalucia，西班牙最南端的城市，西鄰大西洋，南鄰直布羅陀海峽，東鄰地中海，筆者注）時，是奧斯曼帝國接納了他們”。[11]他對這一觀點很有信心，身體力行。他曾拜訪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土耳其的希臘大主教、亞美尼亞大主教、紐約的紅衣主教、以色列的大拉比。僅從1997年6月到2004年8年間，他就在伊斯坦堡、薩利烏爾法和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等地召開了8次國際研討會，主題均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和猶太教、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對話問題。葛蘭與其信徒還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和科索沃等教派衝突異常激烈的地區設立“法圖拉·葛蘭學校”，傳播其信仰對話的理念。他不僅贊成並改造蘇非主義，而且致力於實現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的團結。他稱讚“阿拉維派也豐富了土耳其文化”，主張阿拉維派與土耳其共和國境內占絕對多數的遜尼派消除隔閡，達成和解，為此他曾於1995年2月誠邀全國遜尼派、阿拉維派和蘇非教團參加齋月聚會。
宗教平等，信仰對話，其邏輯結果必然是宗教寬容與和平相處。他反對國際恐怖主義。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葛蘭曾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的採訪：“我想強調的是任何恐怖主義行為，不管由誰指使或為了何種目的，都是對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踐踏，因此，沒有人（當然包括穆斯林）會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為，恐怖在獲得個人救贖方面沒有任何幫助，因為它是以無辜的生命為代價的。”“伊斯蘭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也不會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來實現伊斯蘭目標，恐怖主義者不可能是穆斯林，因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從事恐怖行為的”。[12]他寬容國內政敵。1971年、1980年、1997年土耳其先後發生軍事政變，許多人被捕，葛蘭首當其衝。1971年他被羈押半年；1980年他被羈押6個小時；1997年他因“企圖改變土耳其政權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和創立秘密組織”的罪名被捕入獄長達7個月之久。此後，他在國內無法立足，而且身體狀況急劇惡化，被迫於1998年以治療心臟病為由移居美國，從1999年3月起隱居小鎮。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土耳其共和國政府的敵視。2000年當局指控他涉嫌“為改變國家之世俗體制而建立非法組織，意圖建立按照宗教規範治國的政府”，葛蘭提起申訴，到2006年首都第11號重案刑事法庭才對葛蘭作出無罪判決，到2008年最高法院刑事常委會才宣布葛蘭無罪，這場鬥爭可謂曠日持久，令葛蘭身心交瘁。按照常理，葛蘭對政府應該恨之入骨，其實不然。他曾特意叮囑信徒：“我的信徒應當知道，當我們國家處於混亂狀態時，你們應該保持冷靜與克制；當面對死亡威脅時，你們應該保持和平的心態；如果我被殺害，你們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後繼續追求秩序、和平與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如果他們反覆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愛和憐憫來感化他，始終如一地用愛來對待他人”，[13]從而展示自己寬容博愛的一面。根據宗教寬容的邏輯，葛蘭對奉行宗教寬容政策的美國和西歐基督教國家非常友好，也贊成土耳其共和國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並儘快加入歐盟。依據同樣的邏輯，葛蘭毫不掩飾自己對伊朗的憎惡之情，因為後者仇視除什葉派之外的其他穆斯林，而且大搞輸出伊斯蘭革命。
法圖拉·葛蘭的上述宗教思想，使人們懷疑他是一位蘇非，但葛蘭一貫矢口否認。他曾辯解：“宗教教團作為一種體制出現在先知去世後的6個世紀，它們有自己的規則和機構。我沒有加入任何蘇非教團，也與他們沒有任何聯繫。”但是，他仍然被諸多學者稱為“新蘇非主義者”或者“尋求自我方式的蘇非”，這種評價恰如其分。一方面，他的確是一位蘇非主義者，強調蘇非主義是伊斯蘭教的精髓，既重視心靈體驗，也倡導踐行信仰，特別是通過約束行動來達到冷靜、樂觀、愉悅的心理狀態，是精神和實踐的融合。他還特別讚賞土耳其伊斯蘭教與蘇非主義的相容關係：“土耳其的伊斯蘭教包括古蘭經和聖訓中主要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但又根據土耳其歷史和蘇非主義思想進行了新的解讀，這也是土耳其伊斯蘭教為什麼是寬廣的、深邃的、寬容的、包含一切的、以愛為核心的原因。”[14]另一方面，他繼承賽義德·努爾西的科學觀，主張將科技教育與宗教教育結合起來，克服傳統蘇非教育不問世事並忽視科技的弱點，從而使自己區別於傳統蘇非：“當前，世俗學校集中於意識形態的教條，蘇非主義教育沉溺於形上學的冥思，軍隊僅僅關注於武力素質的培養，因而實現科學素養與精神價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15]他既反對故步自封的傳統蘇非主義，也蔑視盲從西方的極端世俗主義。他曾說：“如果一個社團的民眾缺乏信仰、愛、熱情和責任感，如果他們意識不到時代和環境的變化，那麼它就不能視為是文明的。”[16]因此，他主張在教育領域和現代化進程中將傳統與現代、宗教與科技、精神與物質融為一體，走出一條“土體西用”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