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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凱末爾在開塞利向人們講授新字母 土耳其共和國的文字改革成效顯著。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僅有1/10人口識文斷字。現在，人民有義務掌握新土耳其語並將其教給自己的子女和鄰人，甚至搬運工和船家。新的字母比較容易掌握，而且更能表音，故加速土耳其共和國的教育發展。例如，奧斯曼帝國在現代土耳其文中寫作Osmanlı İmparatorluğu。從1923年至1938年，共和國的在校生人數增長一倍。2004年，共和國的識字率達到86.5%。土耳其人學習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甚至閱讀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散文和韻文名著變得吃力，但是學習英語、法語或其他西方語言卻變得相當容易。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年）認為，此前用來書寫奧斯曼文的阿拉伯字母無法體現奧斯曼語的發音和語法，而且與伊斯蘭教、歷史、傳統文明和奧斯曼帝國緊密相連，而拉丁字母則與世俗化、現實、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相關，因此贊成採用修改後的拉丁字母書寫現代土耳其語。
自突厥語族皈依伊斯蘭教後，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就藉助經典文獻以及詩詞歌賦深刻影響突厥語。作為突厥語的一支，奧斯曼語中也出現大量源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借詞（實詞和虛詞）、語法、修辭甚至格律，幾乎成為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突厥語三種語言的混成語，其中突厥語詞彙僅占1/3左右，書面語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的政界、學界和文壇特別是宮廷詩歌領域，許多文人墨客和達官貴人極度推崇直接採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進行寫作，一些詩詞竟然同時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相比之下，帝國下層民眾特別是安納托利亞東部的農牧民，普遍使用較為質樸但是倍受鄙視的口語，其中包含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成分比重較小。顯而易見，奧斯曼語的書面語和口語割裂嚴重，迥然不同，這不僅使上流人物得以壟斷文化，而且使民族國家的構建遙遙無期。
鑑於奧斯曼土耳其語的弊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奧斯曼帝國有識之士已經開始關注語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米尼夫（Mehmet Min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費特赫·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倫敦的青年奧斯曼黨分子（New Ottomans）、1912年傑拉爾·努瑞（Jem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陸軍大臣伊斯梅爾·恩維爾（Ism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語言改革主張甚至付諸行動。其中一些人主張將奧斯曼語中比重過大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詞彙清理出去，即“純化土耳其語”。然而，如果將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成分徹底掃蕩乾淨，奧斯曼語就將成為沒有內臟和喪失血肉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納新詞之前，還不宜清理舊詞。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後，凱末爾決定憑藉國家權力，發動一場不見硝煙的“語言戰爭”（Dil SavasI），繼而打贏所謂的“文化戰爭”（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國廢除哈里發制度翌日，政府頒布“教育統一”法（Ogretim Birligi），革新學校教育的課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勢和新知識的新課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舊課程和舊教材，土耳其語授課獲得扶持，採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教授的課程和教材受到排擠。從1928年夏秋開始，共和國開始實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來拼讀現代土耳其語。受此影響，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劇下降。從1929年起，政府幹脆要求中學普遍取消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課程，現代土耳其語課程受到高度重視。1982年《土耳其共和國憲法》即現行憲法第42款明確認可現代土耳其語在學校語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在教育和訓練機構中，不得把土耳其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母語傳授給土耳其公民。”
1932年，土耳其共和國的文字改革基本完成。此時凱末爾決定宜將剩勇追窮寇，力圖將文字改革和語言改革畢其功於一役，在將字母體系從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的同時，迫切希望徹底剔除現代土耳其語中的阿拉伯和波斯詞彙。1932年7月12日，凱末爾下令組建土耳其語言研究協會（Turk Dil Tetkik Cemiyeti）。此後幾年，土耳其語言研究協會致力於清除現代土耳其語中常用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詞彙，並從民間口語和奧斯曼語文獻中尋找對應詞。這幾項工作得到了凱末爾總統的鼎力支持，僅舉一例：1934年10月3日，凱末爾在總統府舉辦歡迎瑞典王子來訪的晚宴上發表僅有161個詞的短篇演說，其中有35個詞屬於搜尋來的對應詞。
一是從民間口語中搜尋對應詞。1932年9月首屆土耳其語言代表大會在多尓馬巴赫切宮召開，凱末爾出席。在這次大會上，詩人阿卜杜哈克·哈米德（Abdulhak Hamit）公開提出，現代土耳其語在剔除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詞彙時不應從東方各突厥語中尋找對應詞，而應從前首都伊斯坦堡的方言中搜尋對應詞：“所要尋找的詞既不在科尼亞，也不在埃迪爾內，既不在塞拉尼克，也不在喀什噶爾和布哈拉，而應該從伊斯坦堡方言中尋找。”他還建議現代土耳其語以伊斯坦堡方言作為標準音。[3]經過受挫和反思，凱末爾不再奢望從迥然不同的東方諸突厥語中尋找現代土耳其語的對應詞，轉而將目光下移，試圖從民間方言中尋找對應詞。從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土耳其語言研究協會編寫“搜集指南”，並組建對應詞搜集委員會，以各省省長和縣長為主席，以各區區長為指揮員，成員涵蓋教師及教育和衛生部門的負責人。每所學校作為一個搜集小組，按照“搜集指南”尋找對應詞，並記入卡片。縣城和省城分別編排每個搜集小組和每個縣城找到的對應詞，並分別將結果上報省城和土耳其語言研究協會。經過一年半的努力，土耳其語言研究協會共收到卡片13萬張。與此同時，報刊、電台和通訊社也配合搜集對應詞。從1933年3月12日至7月2日，僅報刊就公布1 382個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借詞，並收到1 100個對應詞，其中640個對應詞被搜集委員會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