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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諸多學者認為，現代化緣起於西歐和北美，繼而擴展至其他地區，是一個歷史過程和一種進步趨勢，體現在諸多領域。現代化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具有全球性、階段性和全面性。各個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浪潮中概莫能外，因而現代化具有全球性。現代化是一個長期性的轉變過程，故不可避免地帶有階段性。由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諸多方面尖銳對立，所以現代化又呈現出全面性。在經濟層面，從農本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即工業化，從自給自足到互通有無即市場化是其主要內涵。社會現代化則主要指城鄉聯繫加強、閉塞狀態消失、城市化進程以及職業流動。在政治層面，通常表現為民族國家的建立、官僚體制的形成、政治參與的擴大與依法治國的原則。此外，現代化還表現在意識形態層面。但是，少數學者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對現代化的內涵和意義持有不同看法。
印度學者A.R.德賽在《現代化概念有重新評價的必要》一文中指出，諸多學者將“現代化”這一概念不加區別地廣泛使用，認為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具有普適性，發達社會已經成功實現轉變而其他社會可能具備也可能不具備實現這一轉變的能力。作者認為，儘管現代化的核心過程也許具有普適性，但是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與內源性現代化國家不同，而且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也有差異。埃及學者蓋拉爾·A.阿明在《依附性發展》一文中批駁當時盛行於西方並被聯合國所採納的“現代化”概念。作者認為，西方人所創造的這一詞彙僅能表明西方社會的一種獨特歷程，絕不具有普適性，不應成為欠發達國家的追求目標。關於當時欠發達國家的所處歷史時期，作者非常悲觀，他認為當時欠發達國家既沒有出現發展，也沒有出現現代化，僅僅是遭遇異質文明的入侵併在損失慘重之後向這種擁有優越感的文明屈膝投降而已，因此作者甚至質疑官僚機構的完善、知識的迅速增長、城市化水平提高等是否具有價值。土耳其共和國當代思想家法圖拉·葛蘭在其《迎向失落的天堂》一書中指出，現代化並不等於文明化。文明化是指一個社會共同體在創新社會制度、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還要提高精神境界，即堅定信仰、保持愛心、擁有熱情和敢於擔當。他認為，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並未消除由精神失落導致的唯利主義和野蠻屠殺等惡劣現象，所以並未實現文明化。同樣的，長期效法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土耳其共和國，更不可能實現文明化。法圖拉·葛蘭所強調的“文明化”，實際上指融合傳統、兼顧精神、全面和諧的“現代化”。
二、語言文字
語言是傳遞情感和信息的重要媒介，其表現形式有語音、文字、符號、圖案、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等等。文字是人類用來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換言之，文字是語言的書面形式。語言的出現早於文字，但文字自發明之後則成為最為重要的語言形式。不過，語言改革顯然比文字改革範圍更廣，難度更大。現代土耳其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目前土耳其共和國約九成民眾以現代土耳其語為母語；其他國民則使用阿拉伯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庫爾德語等數十種語言。現代土耳其文由奧斯曼文發展而來，後者使用阿拉伯字母，前者改用拉丁字母。始於20世紀20年代末的土耳其共和國（Türkiye Cumhuriyeti）語言文字改革則是奧斯曼語（文）轉變為現代土耳其語（文）的重要節點。
奧斯曼文所用的阿拉伯字母表
現代土耳其文所用的拉丁字母表
文字改革是語言改革的重要內容，一般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正字法，即僅僅確定原有文字的形體標準和書寫規則。比如漢字的正字法，一般旨在糾正錯別字、清理異體字、反對亂用繁體字、嚴禁私造簡化字，等等；比如拼音文字的正字法，主要用以規範原有字母的手寫體和印刷體樣式、縮寫、標點，等等。二是改變字母體系。奧斯曼文採用阿拉伯字母，而現代土耳其文則採用拉丁字母，包括8個元音和21個輔音字母。三是改變文字性質。比如從表意文字轉變為表音文字。土耳其共和國的文字改革，主要屬於第二種類型，改變字母體系。
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以阿拉伯文書寫，用阿拉伯語誦讀。奧斯曼土耳其人虔信伊斯蘭教，而且仰慕阿拉伯文化。因此，奧斯曼文採用阿拉伯字母書寫。例如，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文中寫作，在奧斯曼文中寫作。阿拉伯字母不易書寫，而且無法表達奧斯曼語的發音和語法。因此，奧斯曼文不易提高識字率，不利於凸顯土耳其的民族特色，不利於印刷書籍報刊進而傳播進步思想，成為阻礙奧斯曼帝國發展的重要因素。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後，文字改革開始啟動。
1923年2月即凱末爾革命成功後不久，納茲米（Nazmi）在伊茲密爾舉行的經濟會議上提出用拉丁字母而非阿拉伯字母拼讀土耳其語，遭到大會主席的反對。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凱末爾成為首任總統。1924年2月，有人在大國民議會上提出同樣建議，也遭到否定。從1925年起，蘇聯境內的突厥語族開始全面採用拉丁字母，土耳其人即將陷入與同胞文化隔絕的窘境。1928年1月底，教育部長哈姆杜拉·蘇卜西（Hamdollah Sobhi）說：“採用拉丁字母，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必要的。舊文藝註定將要成為廢品。”[1]1928年5月24日，政府下令以國際數字代替阿拉伯數字。1928年6月26日，凱末爾在伊斯坦堡的多尓馬巴赫切宮主持召開一個特別會議，著手研究在幾個月內採用拉丁字母拼讀土耳其語的方案。8月2日，新字母即經過改造的拉丁字母在安卡拉問世。8月9日晚，凱末爾親臨共和人民黨在塞拉格里奧公園舉行的遊園會，並發表演說：“我們必須讓自己從多少世紀以來像鐵箍似的束縛著我們思想的那些令人無法理解的符號中解放出來。你們必須儘快學會新的土耳其字母。”他指出，此舉可以提高識字率，進而提高土耳其人的文明程度。[2]此後兩個月，他攜帶黑板週遊全國，多次出現在鄉村廣場、學校課堂、市政大廳和咖啡館，親自教授新字母，成為舉世聞名的“首席教師”。其他高官和知識分子也群起仿效。一時間，學習新字母蔚然成風。1928年11月1日大國民議會通過《土耳其字母採用和實施法》，自11月3日起實施。法令規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國家機關、公司、銀行、協會以及社團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須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語圖書必須以新字母印刷。1929年6月1日後，政府不再接受用舊字母提交的各類申請，凡是用土耳其語教學的學校必須使用新字母，嚴禁使用阿拉伯字母出版的圖書進行教學。1931年4月，過去只能夠用阿拉伯文念的《古蘭經》頭一次譯成土耳其文，加上土耳其文的注釋出版。1932年1月，土耳其語《古蘭經》首次在伊斯坦堡公開誦讀，此後宣禮塔上的喚拜詞也可用土耳其語。土耳其共和國的文字改革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