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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的布爾薩景色
自共和國建立開始，工業化構成土耳其經濟發展的戰略基礎。然而，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業基礎薄弱，發展速度相對緩慢。20年代，土耳其的大多數企業依舊處於手工勞動和分散經營的落後狀態，私營企業居多，技術落後，集中於食品加工、紡織品生產和礦山開採等傳統部門。根據1927年的統計，土耳其共有65 245家企業，雇用勞動力256 855人，約占全國人口的2%，其中雇用勞動力超過10人的企業僅占全部企業的3%，而雇用勞動力1—3人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78%，採用機械動力和機器加工的企業只有2 822家，其餘企業採用傳統的手工勞動。1927年，雇用勞動力超過4人的企業共計13 683家，分別屬於10 941個企業主，其中10 259個企業主是土耳其人，642個企業主是外國人。1927年，土耳其政府制定工業發展法，對採用機械動力和雇用工人超過5人的國內工業企業實行優惠政策，由政府免費提供10公頃的工業用地，免徵機器和建築材料的進口稅，政府機構必須優先購買國產工業品。工業發展法的頒布，明顯促進了製糖業、紡織業和水泥製造業的增長速度。1929年，《洛桑條約》期滿，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新的關稅政策，徵收40%的進口稅，旨在限制國外工業品進口，發展進口替代的現代工業。1924—1929年，水泥年產量從2.4萬噸增至7.3萬噸，煤炭年產量從70萬噸增至99萬噸。1927—1930年，糖產量從5 000噸增至近10萬噸。然而，1924—1930年，農業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相比之下，同期工業生產的平均年增長率為8.6%，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依然明顯落後於農業生產。
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強調國家主義的經濟原則和工業優先的經濟政策，工業成為政府投資的主要領域。最初的兩個五年計劃著力發展基礎工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農業產值的增長，主要得益於耕地面積的擴大，並非由於政府的投資和生產條件的改善。1930—1939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6%，其中農業產值年均增長率為5%，工業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1923年，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39.8%，工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15.8%，服務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41.7%。1940年，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38.7%，工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22.3%，服務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38.4%。1935年，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為81.8%，非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為18.2%。以上數字表明，凱末爾時代，土耳其的產業結構尚未出現明顯的變化。
20世紀30年代，國家主義的廣泛實踐明顯加速了土耳其工業化的進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34—1938年），土耳其政府投資20個工業項目，主要涉及輕工業領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開塞利紡織廠。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39—1943年），黑海沿岸的宗古爾達克和卡拉比克成為最重要的重工業生產基地。至1946年，糖的年產量達到10萬噸，水泥的年產量達到32.5萬噸，棉紗的年產量達到2.8萬噸，紙張的年產量達到1.5萬噸，煤炭的年產量達到31萬噸，發電廠裝機容量達到25萬千瓦。1924—1946年，鐵路從4 086公里增至7 585公里，其中，1924—1929年新建鐵路783公里，1929—1939年新建鐵路2 455公里。1927—1946年，鐵路貨運能力從91.9萬噸增至810萬噸。1927—1940年，公路從22 000公里增至41 000公里。1929—1939年，農業生產的平均年增長率僅為5.1%，工業生產的平均年增長率則達到11.1%。
伊斯坦堡錫爾凱吉火車站——昔日東方快車的東部終點站 大型現代企業與傳統小手工業生產的長期並存，構成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經濟生活的突出特徵。直到30年代末期，傳統的小手工業依然占製造業產值的60%，占製造業勞動力的80%。傳統的小手工業基本上屬於非國有經濟成分，而大型現代企業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建設。20世紀30年代無疑是土耳其現代化進程中國家主義的典型階段，然而國有經濟的廣泛發展並未導致私人經濟的普遍衰落。1933—1939年，經濟領域的私人投資占50%—65%，投資比例超過政府投資。使用機器和受益於工業發展法的大型私人企業，1932年為1 473家，1939年為1 144家，1941年為1 052家，雖然在數量上呈下降的趨勢，但是產值和規模均呈明顯上升的趨勢。1939年，非國有企業生產棉紡織品的65%、毛紡織品的40%、製革業產品的38%和水泥的45%，而國有企業則幾乎壟斷人造絲綢、紙張、鋼鐵和化工產品的製造。
四、農業的發展與土地改革的初步舉措
奧斯曼帝國長期實行國家土地所有制的經濟制度，土地和農民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廣泛存在的小所有制和小農經濟，構成土耳其共和國從奧斯曼帝國繼承的重要歷史遺產。另一方面，自19世紀開始，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和商業資本的侵蝕不斷瓦解著奧斯曼帝國的傳統經濟秩序，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逐漸削弱，農業生產的市場化進程隨之啟動。包括伊斯坦堡在內的沿海地區非農業經濟活動的發展和非農業人口的增加，特別是歐洲諸國工業化進程中對於農產品的廣泛需要，構成安納托利亞農業生產市場化的重要誘因。伊斯坦堡周圍的馬爾馬拉海沿岸、伊茲密爾周圍的愛琴海沿岸、梅爾辛周圍的東地中海沿岸以及安納托利亞鐵路沿線地區，市場化的農業生產尤為發達。根據奧斯曼帝國於1910年發布的官方統計數字，在沿海的阿達納、艾丁、哈爾普特和伊茲密爾4個省，超過1/5的耕地播種經濟作物，構成主要的農作物出口地區。青年土耳其黨執政期間，戰亂頻仍，人口銳減，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後，政治局勢趨於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