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頁
20世紀20年代的政府投資，首先是國有鐵路的建設。土耳其共和國在1924年建立之初，共有4 100公里鐵路，均由外國資本控制，分布於安納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連接伊斯坦堡、伊茲密爾、科尼亞、阿達納和安卡拉，而安納托利亞東部廣大地區尚無現代意義上的交通網絡。由於交通不便，安納托利亞西部沿海工業城市的農產品供應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伊斯坦堡從北美經海路進口的糧食價格甚至低於來自安納托利亞東部鄉村的糧食價格。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採用政府投資的方式，在安納托利亞中東部興建鐵路，連接安卡拉、錫瓦斯、埃爾祖魯姆和迪亞巴克爾，內陸農作物產地與沿海農產品市場之間的流通環境因此得到明顯的改善。1924—1929年，土耳其政府投資鋪設鐵路800公里。1929年，新增800公里鐵路開始鋪設。1924年，政府決定購買外國鐵路公司在土耳其境內自伊斯坦堡至阿達納和自梅爾辛至阿達納兩條線路的運營權。然而，直至20世紀20年代末，儘管土耳其政府從外國鐵路公司購買鐵路線長達3 000公里，仍有2 300公里鐵路由外國資本控制，主要分布於色雷斯和伊茲密爾地區。
1921年的阿達納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銀行，名為商業銀行，擁有資產100萬里拉，其中25萬里拉屬於凱末爾的個人資產，共和人民黨重要成員傑拉爾·拜亞爾（Celâl Bayar）出任商業銀行總經理。1930年，商業銀行存款達到4 500萬里拉，提供投資達到3 230萬里拉，建設兩座製糖廠，同時經營伊斯坦堡的航運業。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資2 000萬里拉，成立工礦業銀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國從奧斯曼帝國繼承的數家紡織廠，並且投資私人經營的紡織廠、玻璃廠、糧食加工廠、製糖廠和發電廠。1930年，工礦業銀行的工業投資達到640萬里拉。
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棄相對溫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行激進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強調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擴大政府對於工業生產的干預和投資，旨在加速工業化的進程。應對1929—1933年西方經濟危機對於土耳其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土耳其實施國家主義政策的直接原因。總理伊斯梅特·伊諾努聲稱：“自由主義的理論並不適合我國的國情，有必要實施溫和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領域採取國家主義政策，我認為首要的是應當視為一種防衛措施。若干世紀以來，由於我們的失誤，長期遭到在工業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時代，我們為了從險惡的形勢下得到拯救，使國家得到安全，最要緊的使經濟免於崩潰。因此，在經濟上採取國家主義是我們在謀求發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防衛措施”。[1]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黨大會上，國家主義成為新的經濟政策和凱末爾主義的組成部分。然而，凱末爾主義的國家主義並非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私人所有制依然構成土耳其共和國的重要經濟基礎。
所謂的國家主義，也被稱作“現代形式的重商主義”，旨在通過政府干預經濟的形式實現資本積累，推動現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擴大工業生產的規模，完善工業生產的結構和改變工業生產的布局，進而構成土耳其共和國工業化進程早期階段的基本形式。國家主義的主要舉措包括：制定和執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保護關稅、擴大政府投資、構建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模式、加強外匯管理。作為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外在形式，土耳其政府於20世紀30年代聘請蘇聯顧問，參照蘇聯的國民經濟發展模式，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重點發展化學工業、鋼鐵工業、造紙工業、紡織工業、製糖業、採礦業、電力工業、機器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土耳其的國家主義政策，強調民族經濟和工業優先的基本原則，旨在實現私人工業企業與國有工業企業的同步發展，而國有銀行構成國家參與經濟建設和保證政府投資的重要手段，1932年創辦的農業銀行（Agricultural Bank）、1933年創辦的蘇美爾銀行（Sumerian Bank）和1935年創辦的西臺銀行（Hittite Bank）則是國家主義在金融領域的集中體現。蘇美爾銀行、西臺銀行和農業銀行作為國有銀行，不僅收購外國資本控制的鐵路、礦山、企業和公共設施，支持國有經濟，而且積極參與非國有領域的經濟活動。至20世紀30年代末，蘇美爾銀行控制冶鐵業的100%、煉鋼業的80%和水泥業的55%，西臺銀行控制煤炭開採的100%和銅礦開採的100%，農業銀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統一收購和銷售農產品，進而控制農業領域。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繫，國民經濟的民族化則是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實施國家主義經濟戰略的重要內容。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外國資本在土耳其的經濟生活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金融、鐵路和礦山開採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奧斯曼銀行提供了土耳其生產信貸的大約1/2，甚至享有發行紙幣的權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銀行，負責制定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同時收回紙幣的發行權，收購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經營的鐵路和港口，國民經濟的民族化程度明顯提高。
三、工業的緩慢進步
19世紀蘇丹政府實施的所謂發展工業的一系列舉措，並未從根本上觸及奧斯曼帝國的基本經濟結構。直至1910年，農業依然構成安納托利亞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農作物播種面積550萬公頃，其中90%的耕地播種穀物，農作物年產值2 000萬土鎊。奧斯曼帝國滅亡前夕的1913年，製造業、採礦業、建築業和運輸業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而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6%。由於缺乏關稅的保護，西方工業品傾銷於奧斯曼帝國的市場，傳統手工業瀕臨崩潰。1913年，奧斯曼帝國80%的棉花出口國際市場，而80%的棉紗、90%的棉紡織品和60%的毛紡織品依靠從國外市場進口。安納托利亞西部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堡、布爾薩、伊茲密爾、烏薩克、馬尼薩和班迪爾馬，1913—1915年只有264家工業企業，其中55.4%的企業從事紡織品生產和食品加工，工業年產值630萬土鎊；在全部264家企業中，214家屬於私人企業，22家屬於國有企業，28家屬於國家與私人合作經營的企業；264家企業雇用的工人，1913年為16 309人，1915年為13 485人。另據1921年的統計，奧斯曼帝國境內（不包括處於外國占領下的主要工業城市伊斯坦堡、伊茲密爾、阿達納和布爾薩）共有各類企業3.3萬家，雇用勞動力7.6萬人，平均每家企業雇用勞動力2.3人。工業企業規模之小，由此可見。直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農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40%—50%，工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17%—18%。不僅如此，在奧斯曼帝國末期，現代意義上的經濟部門，包括鐵路運輸、礦山開採和金融機構，大都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工業領域占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希臘人控制工業資本的50%和工業勞動力的60%，亞美尼亞人控制工業資本的20%和工業勞動力的15%。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安納托利亞西部的工商業大都處於希臘人的控制之下。相比於信奉基督教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僅控制工業資本的15%和工業勞動力的15%。土耳其共和國初期，政府實施移民政策，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數量銳減，工業生產深受影響。誕生於奧斯曼帝國廢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國，仍然是典型的傳統農業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