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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黨制的政治實踐無疑是民眾廣泛政治參與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會組織和廣泛的社會動員則是多黨制政治實踐的邏輯結果。自20世紀50年代起，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導致工人數量的增長。與此同時，多黨制的政治模式為民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進而導致工會數量的急劇增長和工人政治參與程度的明顯提高，工人逐漸成為政黨政治和普選政治的重要砝碼。1950年，土耳其工人總數約為37.4萬人，其中工會成員為7.8萬人，分別屬於88個工會，工人加入工會的比率為21%。1950年大選中，工人成為民主黨的重要支持者。20世紀50年代民主黨執政期間，工人境況得到改善，工會數量增長了5倍，工會人數增長了3倍。“土耳其工會聯盟”成立於1952年7月，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長期從屬於民主黨政府。
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土耳其工會聯盟逐漸成為獨立於政黨和政府的社會組織，進而從依附於民主黨政府轉變為支持反對派共和人民黨。1960年，土耳其工人總數達到82.5萬人，其中工會成員為28.3萬人，分別屬於432個工會，工人加入工會的比率為34%。1961年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工人的權利，承認罷工是工人的基本權利。1963年，頒布新的勞動法，工會組織進一步發展。1970年，土耳其工會增至717個，工會成員超過200萬人。1977年，工會數量達到863個，工會成員接近400萬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罷工合法化開始，工人罷工次數呈上升趨勢。1963年，出現8次罷工，罷工人數為1 500人。1970年，出現罷工72次，罷工人數增至2.1萬人。1980年，出現罷工220次，罷工人數增至3.4萬人。1990年，出現罷工458次，罷工人數達到16.6萬人。罷工次數的上升和罷工人數的增長，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長足進步和民眾政治參與程度的明顯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會聯盟出現分裂，形成持溫和立場的“土耳其工會聯盟”與具有激進傾向的“革命者工會聯盟”。前者強調維護工人的經濟和社會權益，其成員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後者強調工人的政治參與，其成員主要來自私營企業。具有激進傾向的工會組織——革命者工會聯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會組織的發展進入嶄新的時期。工會組織和罷工的合法化，構成溝通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的重要紐帶，標誌著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進入新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工會的成員占工人總數的1/2，其中70%—75%的工會成員屬於溫和立場的土耳其工會聯盟，20%—25%屬於激進傾向的革命者工會聯盟，另有少量工會成員屬於保守的國家主義者工會聯盟。
土耳其的工商業者組織，主要包括“手工業者行會聯合會”、“企業家協會”、“工商業聯合會”和“土耳其企業家與商人聯盟”。手工業者行會聯合會由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行會組成，代表傳統小手工業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業者行會，1950年為253個，1955年為1 460個，1960年達到2 745個，1965年增至3 578個。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業者共計300萬人，其中50%屬於手工業者行會聯合會。手工業者行會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廣泛的社會功能，與諸多政黨政治聯繫密切，是支持政黨政治的重要社會勢力。企業家協會成立於1961年。1971年，企業家協會包括1 000家較大的企業，這些企業雇用約35萬工人。工商業聯合會屬於半官方組織，包括雇用工人超過10人的所有企業和商家。土耳其企業家與商人聯盟是1971年成立於伊斯坦堡的民間組織，代表大企業家、大商人、銀行家和保險經紀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動的伊斯蘭主義
所謂的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均為歷史現象。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矛盾對抗和此消彼長，根源於特定的歷史環境。奧斯曼帝國時代，伊斯坦堡的統治者採用蘇丹和哈里發的雙重稱謂，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權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構成奧斯曼帝國的明顯特徵。傳統的伊斯蘭教與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內在聯繫，進而構成奧斯曼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和伊斯坦堡的蘇丹統治民眾的政治工具，歐萊瑪作為官方的伊斯蘭教學者則被納入奧斯曼帝國的政府體系。另一方面，派系繁雜的蘇非教團構成穆斯林的民間宗教組織，蘇非教團的德爾維什（長老）與官方伊斯蘭教的歐萊瑪（宗教學者）貌合神離。
第二次憲政運動期間，諸多蘇非教團支持青年土耳其黨發動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非派拜克塔什教團、麥烏拉維教團和納格什班迪教團支持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民族獨立戰爭，諸多蘇非教團的德爾維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開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
1924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共和人民黨主宰政壇，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嚴格控制宗教活動，取締蘇非教團，關閉宗教法庭和宗教學校，教職人員處於世俗政府的監管之下，教俗關係空前惡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國並非絕對世俗的國家。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官方明確界定所謂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操土耳其語和信仰伊斯蘭教。自凱末爾時代開始，宗教色彩的社會與世俗體制的國家兩者之間形成明顯的悖論，而伊斯蘭主義的暗流涌動則體現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和消長，進而構成民眾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