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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進程的早期階段，政治層面的變化並未表現為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和民主化的歷史進程，而是表現為獨裁統治的加強和極權化的明顯傾向，世俗化則構成政治極權化的同步現象。官方推行的世俗化根源於絕對主義的政治模式，服務於絕對主義的政治需要，構成凱末爾時代極權政治的重要手段。“土耳其共和國的世俗主義，其實質並非在於宗教與政治的分離，而是旨在強化國家對於宗教的控制，進而將宗教作為國家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12]極權政治的發展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經濟社會改革舉措，構成此時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作為極權政治時代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邏輯結果，絕對主義的政治模式逐漸衰落，民主化進程隨之啟動。建立在多黨制基礎之上的選舉政治和議會政治，構成土耳其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外在形式。在多黨制議會選舉的歷史條件下，諸多政黨極力爭取宗教群體的選票支持，甚至不惜鼓勵民眾的宗教情緒，以求增加各自的競選砝碼，導致土耳其政治領域的非世俗化傾向，現代伊斯蘭主義隨之登上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舞台。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暗流涌動，標誌著民眾政治參與的進一步擴大。伊斯蘭文化的復興與伊斯蘭政治的實踐，既是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兩個階段，也構成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兩大層面。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主要表現為文化的復興。
凱末爾時代，世俗化的改革舉措主要局限於城市的範圍，鄉村依舊保留伊斯蘭教的濃厚色彩，是為伊斯蘭主義得以登上土耳其歷史舞台的社會基礎。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試圖在鄉村推廣世俗教育，進而取代傳統的伊斯蘭教育，但成效並不明顯，在全部4萬個自然村中，只有約5 000個自然村設立世俗學校，且規模甚小，附屬於清真寺的傳統宗教學校依然構成鄉村教育的基本形式。根據1940年的官方統計，在全部1 780萬國民中，文盲約占80%，包括城市40%的學齡兒童和鄉村78%的學齡兒童。超過80%的人口生活在鄉村約4萬個村落，其中3.1萬個村落沒有正規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和人民黨政府逐漸放鬆對於宗教活動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來自伊斯坦堡的議員哈姆杜拉·蘇非·坦里奧沃爾和來自布爾薩的議員巴哈·帕爾斯先後向大國民議會和共和人民黨大會建議在公立世俗學校開設宗教課程，旨在抵禦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引發大國民議會及共和人民黨內部的激烈爭論，土耳其政壇開始出現伊斯蘭主義的呼聲。
1945—1950年間，在多黨制的政治框架下，24個政黨相繼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其中約1/3的政黨在其政治綱領中提及伊斯蘭教的主題，呼籲建立伊斯蘭世界聯盟，強調保護伊斯蘭文化，倡導伊斯蘭教價值觀，促進伊斯蘭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自1949年起，宗教學校在中斷25年後逐漸恢復，安卡拉大學設立伊斯蘭經學院，旨在培養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伊瑪目—哈提卜學校（Imam Hatip school）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包括小學和中學在內的普通世俗學校獲准開設宗教課程，使用官方審定的宗教教材。伊瑪目—哈提卜學校作為隸屬於政府的公立職業學校，在教育部規定的普通課程之外，增加相關的宗教課程。1951年，政府首先在7個城市設立伊瑪目—哈提卜學校。至1955年，設立伊瑪目—哈提卜學校的城市增加為16個。1958年，伊瑪目—哈提卜學校達到19所，在校學生3 476人，其中多數學生來自生活在城市棚戶區的鄉村移民家庭。與此同時，宗教出版物明顯增加，去清真寺做禮拜的人越來越多，用阿拉伯語撰寫的經文隨處可見。宰牲節期間前往麥加朝覲的人數也呈上升趨勢，1950年的朝覲者達到9 000人之多，眾多新聞媒體派出記者對朝覲過程予以追蹤報導。身穿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土耳其人開始出現在公共場所，特別是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婦女披戴面紗，挑戰著凱末爾時代世俗主義的清規戒律。
1950年大選構成土耳其共和國政治生活的重要轉折點，政治參與由城市民眾延伸到鄉村社會，世俗主義的削弱抑或非世俗化的傾向則是鄉村社會政治參與的邏輯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初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堅持世俗主義的政治原則，民主黨也反對改變國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基礎。1950年民主黨執政以後，在沿襲共和人民黨的世俗主義原則和捍衛國家政權世俗性質的同時，實行相對寬容的宗教政策，擴大宗教教育，增設宗教課程，興辦宗教學校，政府撥款修繕原有的清真寺和建造新的清真寺，恢復阿拉伯語作為清真寺的宣禮語言，電台播放阿拉伯語誦讀的《古蘭經》經文，允許穆斯林婦女披戴宗教頭飾，鼓勵私人基金贊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動，開放蘇非派聖徒陵墓。1950—1960年民主黨執政的10年間，政府財政預算中的宗教經費從300萬里拉增至4 000萬里拉。1957年議會選舉期間，民主黨聲稱執政7年中新建清真寺1.5萬處，承諾將使伊斯坦堡成為第二個麥加，使清真寺的宣禮塔像工廠的煙囪一樣林立，同時指責共和人民黨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侵犯民眾的宗教自由和背離伊斯蘭教的信仰。1960年，土耳其全國共有清真寺7.5萬座，僅伊斯坦堡便有清真寺1 800座之多，其中1950—1960年間新建清真寺1.5萬座，平均每天新建清真寺4座。隨著清真寺數量的增多，宗教學者的數量也呈上升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