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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歷史學會成立於1931年,強調土耳其人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宣稱祖居中亞的突厥人曾經在亞歐大陸核心地帶的安納托利亞、愛琴海和美索不達米亞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宣稱匈奴首領阿提拉和蒙古首領成吉思汗皆為傳播突厥文化的使者,宣稱蘇美爾人及西臺人與突厥人之間具有內在的文化傳承關係,旨在弘揚土耳其民族的輝煌歷史,淡化土耳其共和國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歷史淵源,增強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社會凝聚力。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習俗相似,原本大都有名無姓,常以父名或出生地作為姓氏的替代。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議會將阿塔蒂爾克(意為土耳其之父)作為凱末爾家族的專用姓氏,凱末爾的正式稱謂遂由穆斯塔法·凱末爾改作凱末爾·阿塔蒂爾克(Kemal Atatürk)。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時代的貴族頭銜帕夏、貝伊和埃芬迪被土耳其政府明令廢止。

  二、共和主義與民眾主義

  共和主義作為凱末爾主義的政治基礎,緣起於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政治環境。坦澤馬特時代,共和主義的政治理念在奧斯曼帝國初露端倪。19世紀後期,青年奧斯曼黨的代表人物納米克·凱末爾(Namik Kemal)聲稱,共和制起源於早期伊斯蘭時代的政治實踐,共和制的建立是實現民眾主權的前提條件,美國和法國的政治制度則是共和制的典範。然而,青年奧斯曼黨無意否定蘇丹制,其所倡導的所謂共和制實為民眾主權基礎上的憲政君主制。1876年憲法的頒布和議會的召開,開闢了奧斯曼帝國憲政運動的先河。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的革命,標誌著奧斯曼帝國憲政制度的廣泛實踐。

  凱末爾的共和主義思想,在繼承坦澤馬特時代特別是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期間政治理念的基礎上,強調否定奧斯曼帝國傳統的蘇丹制度和米勒特製度,實行共和政體。1921年頒布的《基本組織法》規定,土耳其的國家主權屬於土耳其人民。凱末爾宣稱:“土耳其大國民議會(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擁有立法權和行政權,是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權力機構”,“大國民議會是土耳其的最高權力機構……大國民議會政府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唯一代表”,“大國民議會不屬於哈里發,而是屬於土耳其人民”。[3]自1923年起,共和主義構成土耳其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原則,反對傳統的君主政治、宣傳民眾主權的政治思想與強調共和制度則是土耳其共和國政治生活的核心內容。“人民的聲音便是安拉的聲音”。[4]

  民眾主義的歷史內涵,在於實現民眾主權的政治原則,倡導民眾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強調國家與民眾之間雙向承擔的責任和義務。1919年,凱末爾在安卡拉發表演講,初步闡釋了民眾主義的基本思想:“在我們的組織內……全體國民擁有最高的權威……每個人都必須關注自己的命運。這種自下而上的結構,從地基到屋頂,將是堅不可摧的……我很高興地注意到,我們的國民組織……已經擁有了它所依賴的關鍵性資源,得到了全體國民的支持。從此,自下而上的政治結構也將開始形成。”1920年8月,凱末爾表示:“權力應當直接交付給人民,並保持在人民手中”,“如果我們一定要給我們的政府下一個社會學上的定義的話,我們就把它叫作‘人民政府’……我們是不幸的民族,正在努力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獨立……我們是遵循這樣一種原則的人,即它將使我們能夠為了保全這項權利和確保我們的獨立,為了反對企圖粉碎我們國家的帝國主義和企圖吞併我們國家的資本主義而進行全民性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的政府賴以維持的基礎。”[5]1921年,《基本組織法》明確規定議會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兩項權力的保持者”。[6]

  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民眾主義表現為共和主義的邏輯結果,主權在民構成民眾主義的核心內容,大國民議會以及共和人民黨則是民眾主義的政治載體。1924年憲法規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無論其宗教和種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屬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團體、等級、家族和個人的特權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然而,在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社會處於國家的操縱和控制之下,民眾生活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間,民眾主義具有明顯的虛構性。凱末爾強調民眾的整體利益高於一切,淡化土耳其社會的階級差異、宗教差異和民族差異,禁止以階級、宗教和民族作為基礎的政治活動,尤其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活動。1931年,凱末爾宣稱:“我們的基本準則是,土耳其共和國的人民並非劃分為不同的階級,而是由不同職業階層組成的共同體。”[7]在此基礎上,凱末爾強調土耳其民眾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經濟訴求;共和人民黨作為唯一合法的政黨,代表諸多職業群體的共同利益。

  凱末爾(前左二)和伊斯梅特·伊諾努(前左一)等走出大國民議會大廈 三、世俗主義

  奧斯曼帝國實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歐萊瑪構成奧斯曼帝國傳統秩序的重要社會基礎,官方伊斯蘭教理論則是捍衛奧斯曼帝國的精神支柱。16世紀中葉蘇萊曼一世去世後,蘇丹權力日趨衰微,歐萊瑪逐漸成為制約蘇丹獨裁統治的政治隱患。自塞里姆三世和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舉措開始,極權政治日漸強化,所謂的世俗化成為排斥歐萊瑪和鞏固蘇丹統治地位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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