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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前期，奧斯曼帝國處於鬱金香時代，法國文化、宮廷生活及科學技術在奧斯曼帝國頗受歡迎。在這種氛圍中，經駐法大使伊爾密賽基茲·切勒比·穆罕默德（Celebi Mehmet）之子、曾經隨父前往巴黎並醉心法國文化的穆罕默德·賽義德（Mehmet Sait）提議，蘇丹艾哈邁德三世的大維齊爾達瑪特·易卜拉欣希望在奧斯曼帝國境內設立土耳其文印刷所。為此，他首先說服大穆夫提發布一道“菲特瓦”，准許印刷不涉及宗教領域的土耳其文書籍，即不得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古蘭經》、經注、“聖訓”、教法等書籍。繼而沉醉於法國文化的蘇丹艾哈邁德三世於1727年7月5日下詔准許在首都設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但是不得印刷宗教領域的土耳其文書籍。在大維齊爾的支持下，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Ibrahim Muteferrika，1674—1745年）在首都開設了第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生於匈牙利的一個基督徒家庭，後於1692年被奧斯曼人捕獲為奴，繼而改奉伊斯蘭教，為奧斯曼帝國服務。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在家裡設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在他去世之前共印刷17部著作，涉及歷史、科學、軍事等領域，前兩部書只印1 000套，第三部書只印1 200套，最後15部著作只印500套。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編年史著作，側重敘述史實，觀點都很保守，以免激怒蘇丹、宗教學者和其他大臣。這些著作包括：《帖木兒編年史》，蘇海利·艾芬迪所撰塞里姆一世征服前後的埃及史，卡蒂普·切勒比的《大事年表》（截至1648年），穆斯塔法·奈瑪所撰奧斯曼帝國編年史（1591—1660年），穆罕默德·拉希特所撰奧斯曼帝國編年史（1660—1722年），庫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瑪儀·亞辛·艾芬迪所撰奧斯曼帝國編年史（1722—1729年），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奧斯曼帝國征服波士尼亞史，等等。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科學著作或地圖對奧斯曼帝國的未來影響最大。它們主要包括馬爾馬拉海地圖（1132—1720年）和黑海地圖（1137—1724年），卡蒂普·切勒比（Katip Çelebi）的《世界地理》（Cihannama）和《土耳其海戰史》（Gift of the Greats on Naval Expeditions），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西印度史——我們所知曉的新大陸》（Tarih al-Hind al-Garbial Musamma bi Hadis-I Nav），另外還有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編譯的幾本英文和拉丁文著作，除解釋笛卡爾和伽利略等人的科學成就之外，著重介紹對奧斯曼海軍至關重要的羅盤針。他的努力令人感佩，他的業績引人矚目。“米特費里卡的出版社促使奧斯曼人睜眼觀察近代世界，其影響是無法估量的。但是這種覺醒仍在繼續，到這個世紀後期出版社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實際上奧斯曼的啟蒙運動繼續顯現出來。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米特費里卡的工作也許是鬱金香時代留下的最傑出的遺產”。[13]1796年，伊斯坦堡開始發行法文報紙。1824年，伊茲米特發行法文報紙。1831年，馬哈茂德二世在首都開辦首份土耳其文周報，公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此後政府對印刷業的限制逐漸放鬆。到1883年，伊斯坦堡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堡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紀下半葉，伊斯坦堡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圖書約3 000種，其中宗教類圖書390種，詩歌類圖書360種，語言類圖書260種，歷史類圖書180種，小說類圖書180種，政府公報140種，數學類圖書80種，科學類圖書80種，經濟財政類圖書20種。
《世界地理》中的日本地圖
奧斯曼帝國的科學技術成就，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印刷術領域可圈可點。然而，奧斯曼帝國上下長期以來極端鄙視歐洲，從而嚴重阻礙奧斯曼人從敵人那裡汲取科技營養。17—18世紀，漸趨衰敗的奧斯曼帝國仍舊鄙視同一時期的歐洲基督教世界。“帝國衰微的又一症狀和原因是，穆斯林對西方有一種優越感：他們妄自以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當時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或許能從邪教徒即異教徒那裡學到些什麼。他們的這種態度部分源於宗教偏見，部分則源於伊斯蘭教在早先數世紀裡的驚人成就——伊斯蘭教已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教派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發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與基督教歐洲有關的東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學者都示以輕蔑和傲慢”。1756年，法國波旁王朝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結盟，法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將這一震驚歐洲的消息通報帝國政府，後者竟然表示他們對於“一頭豬與另一頭豬的聯合”毫無興趣。遲至18世紀末19世紀奧斯曼帝國式微時期，奧斯曼人依然輕視已經崛起的西方基督教國家，還蔑稱開闢新航路並發現新大陸富於冒險精神的西班牙人為懶蟲，蔑稱發起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人為雜種，蔑稱建立海上貿易帝國的荷蘭人為奶酪販子，蔑稱建立安立甘宗新教的英國人為無神論者，蔑稱盛產啟蒙思想家而且多才多藝的法國人沒有信仰，蔑稱建立路德宗新教的德國人為褻瀆神靈的異教徒，蔑稱通過改革已經強大的俄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最有破壞性的一個後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間，特別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學領域裡，放下了一道思想鐵幕。實際上，穆斯林學者對於帕拉切爾蘇斯在醫學方面、維薩里和哈維在解剖學方面、哥白尼、克卜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所做出的劃時代的成就一無所知。他們不但不了解這些科學進步，而且那時他們自己什麼也沒做，也沒有將來要做的任何動力”。18世紀末曾任英國駐伊斯坦堡的領事兼商人威廉·伊頓這樣對比西歐和奧斯曼帝國的科學觀及科學素養：“在基督教治下的歐洲，擁有一般性科學知識的人比比皆是，且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奧斯曼帝國，這樣的人沒有名氣。除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關心如何鑄造大炮、建造船隻之類的事情的話，人們會把他看成是一個瘋子的。這種狹窄的視野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不論是文科教授還是理科教授都十分無知，這種極端荒謬的情形還和他們的胡亂猜測交織在一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