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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屈原列傳》。)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與《楚辭》時，稱後者：
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冊。)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家，後人常以“屈宋”並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古文苑》載有宋玉賦六篇，系偽作。《文選》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後人假託之詞。現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淒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作特色，對後世文學亦產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後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荀子》一書論理透徹，層次清晰，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成相篇》是運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藉助民間喜聞樂見的曲調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賦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後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料，這是荀子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鍾、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鍾(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台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餘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鍾19件，甬鍾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鍾，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著制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鍾與鍾鈞附件及鍾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係。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只要準確敲擊，便能發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相當現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音域寬達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秦多種樂曲，音色優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複製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並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殘存的有600餘字。鍾銘與磬銘內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著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現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戰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鍾、磬之後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於江陵戰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與《楚辭》時，稱後者：
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冊。)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家，後人常以“屈宋”並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古文苑》載有宋玉賦六篇，系偽作。《文選》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後人假託之詞。現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淒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作特色，對後世文學亦產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後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荀子》一書論理透徹，層次清晰，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成相篇》是運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藉助民間喜聞樂見的曲調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賦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後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料，這是荀子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鍾、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鍾(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台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餘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鍾19件，甬鍾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鍾，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著制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鍾與鍾鈞附件及鍾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係。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只要準確敲擊，便能發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相當現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音域寬達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秦多種樂曲，音色優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複製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並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殘存的有600餘字。鍾銘與磬銘內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著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現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戰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鍾、磬之後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於江陵戰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