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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同時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後世文學影響很大。魯迅說：“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魯迅全集》第8卷，第270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國中後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楚辭”一名，秦漢間已出現，至劉向收屈原及其後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注，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由於《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司馬遷傳》）。可見《離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於其時君昏臣奸，政治腐敗，國勢日頹，故詩人思前顧後，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貴的腐朽沒落和苟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著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鬥的奉獻精神、真摯執著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離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在採用誇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合的傑作。由於它開創了楚辭創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後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中的《國風》，系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並稱，代表《詩經》和《楚辭》。並行，對後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其內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後人輯錄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內容與《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遊》、《卜居》、《漁父》亦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裡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了楚文化的兼收並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曲，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借用這一曲名。王逸認為，《九歌》作於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於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曲外，其餘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曲。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類。《漢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故屈原筆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九歌》想像豐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 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後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鋪張豐富，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詞，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構、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闢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作的新時代。他獨闢蹊徑，兼收並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他承繼和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寄情於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作方法，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國中後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楚辭”一名，秦漢間已出現，至劉向收屈原及其後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注，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由於《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司馬遷傳》）。可見《離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於其時君昏臣奸，政治腐敗，國勢日頹，故詩人思前顧後，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貴的腐朽沒落和苟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著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鬥的奉獻精神、真摯執著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離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在採用誇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合的傑作。由於它開創了楚辭創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後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中的《國風》，系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並稱，代表《詩經》和《楚辭》。並行，對後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其內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後人輯錄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內容與《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遊》、《卜居》、《漁父》亦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裡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了楚文化的兼收並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曲，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借用這一曲名。王逸認為，《九歌》作於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於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曲外，其餘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曲。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類。《漢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故屈原筆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九歌》想像豐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 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後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鋪張豐富，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詞，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構、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闢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作的新時代。他獨闢蹊徑，兼收並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他承繼和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寄情於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作方法，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