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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醫藥學的發展是很早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些醫方，均大體流行於戰國時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蘭等中草藥，在《楚辭》中亦有記載。出土的古屍(女)，手裡緊握著兩個絹包，內裝有多種藥物，大多味辛溫。經對古屍的病理檢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膽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類藥物。該墓時間約在公元前160年前後，離楚亡時間不久，故其時醫藥學當是承襲楚人的。1975年，江陵紀南城內鳳凰山168號墓出土了一具西漢男屍，葬於公元前167年，比馬王堆女屍略早。同時出土的有竹葉椒、姜等藥物。經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膽結石、血吸蟲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藥，可能是生前服用過的此一類藥物。男屍出土時，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尚有彈性，牙齒齊全而牢固，屍體歷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內棺有約10萬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時呈絳紅色。足見楚人既熟諳中草藥知識，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學藥物性能。此外，楚地由於氣候溫暖潮濕，楚人還喜愛佩帶裝有佩蘭、香草等藥物的香囊，枕睡裝有辛夷、茅香的枕頭，在室內用熏爐焚燒花椒等含有揮髮油的香料，進行空氣消毒。這是楚地的傳統習俗，屈原在《楚辭·離騷》中就吟道：“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長沙楊家灣楚墓出土的陶熏爐、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青銅熏杯，就是用作薰香消毒的。至今在兩湖農村和城鎮，每逢端午節，家家戶戶都要掛上菖蒲和艾葉，做成小香囊佩帶在孩子身上，以為避邪去穢、殺菌抗病。
七、文學藝術
戰國時期，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在散文與詩歌。由於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家合謂，人稱“莊騷”(韓愈《昌黎集·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陸游亦有“閉門猶得讀《莊》《騷》”詩句。）莊子作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僅哲學、政治思想豐富多彩，而且文學藝術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關於文學藝術的創作規律。他崇尚自然，對“竊國者為諸侯”(《莊子·月去篋》。)不滿，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即能順乎“道”，消除人間一切的罪惡現象。他強調“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摒棄“人為”，讚美天然。他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莊子·秋水》。)他借“庖丁解牛”、“津人操舟”等故事，闡發了由“技”進入“道”、文學藝術創作進入“物化”境界，為後來文學藝術崇尚天然之美、創作應重意境等創作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
戰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莊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莊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只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養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並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緻入微，虛虛實實，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秦感。如《[月去]篋》：“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其他如《逍遙遊》、《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流暢生動。
七、文學藝術
戰國時期，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在散文與詩歌。由於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家合謂，人稱“莊騷”(韓愈《昌黎集·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陸游亦有“閉門猶得讀《莊》《騷》”詩句。）莊子作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僅哲學、政治思想豐富多彩，而且文學藝術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關於文學藝術的創作規律。他崇尚自然，對“竊國者為諸侯”(《莊子·月去篋》。)不滿，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即能順乎“道”，消除人間一切的罪惡現象。他強調“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摒棄“人為”，讚美天然。他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莊子·秋水》。)他借“庖丁解牛”、“津人操舟”等故事，闡發了由“技”進入“道”、文學藝術創作進入“物化”境界，為後來文學藝術崇尚天然之美、創作應重意境等創作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
戰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莊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莊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只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養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並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緻入微，虛虛實實，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秦感。如《[月去]篋》：“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其他如《逍遙遊》、《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流暢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