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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行從代表貧苦農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場出發，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提出以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交換、實行“市賈不二”的原則。《孟子·滕文公上》記陳相語：“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顯然，這是原始農業時期實行以物易物的交換，要求絕對的合理，杜絕偽劣與欺詐。
時至戰國，作為楚國的思想家許行，仍倡導神農之說，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首先，炎、黃融合，神農之說早在江漢流域流傳。“君民並耕”、“市賈不二”，歷來成為傳統德政和理想社會的準則而被廣泛地傳播和美化。特別是楚國先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鬥歷程，當給許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繼神農氏學說與傳統社會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農家學派產生在楚國，當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不待賈而足”(《史記·貨殖列傳》)，這又直接導致原始農業思想的發展和理論化。同時，隨著兼併戰爭和階級分化的日趨激化，人們要求社會“均平”合理，反對剝削和壓迫，這又使許行農家學說得以深入人心，為各地人民所嚮往。
許行農家思想是當時一種平均思想，他的主張也只是一種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但他要求君民並耕、人人自食其力，與同時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在中國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價值。許行的“市賈不二”雖也屬於不切實際的價格論，但卻是當時農民對不法商人欺詐行為和苛刻盤剝的抗議，今天看來仍有它的積極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吳起、荀子思想
吳起是戰國初期政治家、軍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國後，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國主持變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吳起變法夭折，自己亦慘遭殺害。吳起在楚國時間雖然不長，卻對楚國情況了如指掌，故其變法措施是針對楚國國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審令”、改革世襲制、分封制、打擊舊貴族，就是為了強化以國君為首的封建統治權威，其結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他深入指出楚國人少地多，命令權貴率族到邊境到廣大荒涼地區開荒生產，就是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餘”，以發展社會生產，增強國家經濟和軍事實力。他倡導“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就是在思想領域中向舊意識形態、舊習俗開火，以確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統治地位。作為法家吳起，他的光輝的法家思想，最終在楚國政治變革實踐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國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約前313-238年)，名況，字卿，趙國人。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學生。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荀子年五十始遊學於齊，時約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記·春申君列傳》載，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黃歇以荀子為蘭陵令，自此則居楚國，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齊約八年，在楚則約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國蘭陵完成的。
荀子歷游居趙、燕、秦、齊、楚諸國，故其閱歷廣泛，對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開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指出的那樣：“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礻幾]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這種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國紛爭逐漸走向大一統的反映，表現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銳性與思想成熟性的特質。荀子思想豐富，涉及到哲學、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成《荀子》一書，計33篇。在哲學上，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學說，提出了著名的“明於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論斷，認為自然運行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命》。）在認識論上，強調“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在認識過程中，既強調感覺經驗的重要性，又強調思維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過感官(“天官”)和大腦(心，亦即所謂“天君”)而認識世界。這樣，荀子既糾正了墨子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強調“天君”認識事物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在觀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提出了“性惡論”，即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為了去惡從善，必須“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論證了“師法”與“禮義”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論，強調了善惡之分、性偽之分，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從這點看，則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張禮法兼冶、王霸並用，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的觀點。在接受前人經驗方面，荀子與正統儒家、道家不同，明確提出“法後王”思想。當然，這種“法後王”仍然含有“復古”思想，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與周公之道，與儒家的“言必稱堯舜”、道家的“小國寡民”乃至“渾沌”世界是不同的，是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對後期法家韓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響。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生機勃勃、力求建立全國封建統治的強烈願望。
時至戰國，作為楚國的思想家許行，仍倡導神農之說，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首先，炎、黃融合，神農之說早在江漢流域流傳。“君民並耕”、“市賈不二”，歷來成為傳統德政和理想社會的準則而被廣泛地傳播和美化。特別是楚國先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鬥歷程，當給許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繼神農氏學說與傳統社會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農家學派產生在楚國，當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不待賈而足”(《史記·貨殖列傳》)，這又直接導致原始農業思想的發展和理論化。同時，隨著兼併戰爭和階級分化的日趨激化，人們要求社會“均平”合理，反對剝削和壓迫，這又使許行農家學說得以深入人心，為各地人民所嚮往。
許行農家思想是當時一種平均思想，他的主張也只是一種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但他要求君民並耕、人人自食其力，與同時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在中國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價值。許行的“市賈不二”雖也屬於不切實際的價格論，但卻是當時農民對不法商人欺詐行為和苛刻盤剝的抗議，今天看來仍有它的積極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吳起、荀子思想
吳起是戰國初期政治家、軍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國後，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國主持變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吳起變法夭折，自己亦慘遭殺害。吳起在楚國時間雖然不長，卻對楚國情況了如指掌，故其變法措施是針對楚國國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審令”、改革世襲制、分封制、打擊舊貴族，就是為了強化以國君為首的封建統治權威，其結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他深入指出楚國人少地多，命令權貴率族到邊境到廣大荒涼地區開荒生產，就是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餘”，以發展社會生產，增強國家經濟和軍事實力。他倡導“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就是在思想領域中向舊意識形態、舊習俗開火，以確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統治地位。作為法家吳起，他的光輝的法家思想，最終在楚國政治變革實踐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國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約前313-238年)，名況，字卿，趙國人。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學生。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荀子年五十始遊學於齊，時約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記·春申君列傳》載，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黃歇以荀子為蘭陵令，自此則居楚國，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齊約八年，在楚則約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國蘭陵完成的。
荀子歷游居趙、燕、秦、齊、楚諸國，故其閱歷廣泛，對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開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指出的那樣：“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礻幾]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這種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國紛爭逐漸走向大一統的反映，表現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銳性與思想成熟性的特質。荀子思想豐富，涉及到哲學、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成《荀子》一書，計33篇。在哲學上，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學說，提出了著名的“明於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論斷，認為自然運行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命》。）在認識論上，強調“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在認識過程中，既強調感覺經驗的重要性，又強調思維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過感官(“天官”)和大腦(心，亦即所謂“天君”)而認識世界。這樣，荀子既糾正了墨子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強調“天君”認識事物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在觀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提出了“性惡論”，即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為了去惡從善，必須“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論證了“師法”與“禮義”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論，強調了善惡之分、性偽之分，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從這點看，則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張禮法兼冶、王霸並用，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的觀點。在接受前人經驗方面，荀子與正統儒家、道家不同，明確提出“法後王”思想。當然，這種“法後王”仍然含有“復古”思想，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與周公之道，與儒家的“言必稱堯舜”、道家的“小國寡民”乃至“渾沌”世界是不同的，是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對後期法家韓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響。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生機勃勃、力求建立全國封建統治的強烈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