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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唯物的天道觀出發，屈原的歷史觀也充滿著唯物主義的精神。他譴責夏啟荒淫無道，“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辭·離騷》。）他指責周昭、穆王貪婪無度，不顧國事，“昭後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對楚國的歷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雲!荊勛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楚辭·天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楚國衰亡的要害。
作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會政治等領域方面，更立足於現實，探索真理，閃現出特異的光彩。他所處的是各國爭相兼併、人民長期蒙受戰爭禍害而渴望和平的時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樣，也熱烈希望結束戰爭、迎來大一統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要求楚國的君主能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來完成一統寰宇的大業，“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離騷》。）這正如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記·屈原列傳》。)這種“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國來統一各國。屈原的這一思想與願望，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表現了當時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屈原積極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現富國強兵。他在《離騷》中大量援引歷史典故，希望楚國君主能像堯舜禹文武那樣，任用賢能，公正無私，實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許，決心為實現這種“美政”而奮鬥終生，即使不能實現，亦“將從彭咸之所居”，死而無悔。對外積極倡導聯齊抗秦，合縱以求自立圖強。他不避辛勞，風塵僕僕，往來於齊、楚間，為合縱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屈原不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導乎先路”奮鬥決心的實踐者。
屈原生活在“諸侯並爭，厚招遊學”(《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時代，各國國君和權貴爭相招攬士人為自己效勞，故禮賢下士蔚然成風。自孔子起，及至後來的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待賈而沽”，奔走他國，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鬥。屈原則不同，他執著地眷戀祖國，至死也不願離開祖國一步。他在《離騷》、《哀郢》、《抽思》等篇中，熱烈地表達了念祖忠君愛國戀鄉之情，至今催人淚下。如：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見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抽思》)
更可貴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愛國戀鄉與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聯的，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應該指出，屈原的這種念祖忠君愛國戀鄉恤民之情，構成了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對我國人民傳統愛國主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不愧為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和光輝的典範。
屈原在處世態度上，也充滿了積極向上精神，表現出了敢於鬥爭的高貴品質。他的諸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懷，激勵人們不畏邪惡，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為真理而奮鬥不息。屈原的這種積極處世態度，是他的樸素唯物觀與愛國愛民思想的直接表現，與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公孫丑》。)的態度是不同的，無疑是我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四、農家許行思想
許行(約前390-215年間)，楚人，與孟子同時，是戰國時期農家的代表人物。據《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在滕國時，許行偕弟子數十人亦自楚至滕。他與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祿，只要求滕文公給一塊土地，從事耕種。滕文公允諾，許行於是與其徒數十人，穿著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編蓆子為生。儒家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自宋來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可見許行倡導的農家學說，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其徒眾多，連儒家門徒也棄儒而改拜許行為師。
許行思想，主要見於《孟子·滕文公上》。它記載說：“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稟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可見許行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賢君要與民眾並耕而食，一天朝夕兩餐，要身體力行，為民辦事。像滕君那樣“倉稟府庫”，“厲民而自養”，靠殘酷剝削的手段壓榨人民，養肥自己，這樣的國君就算不上“賢君”，是人民所反對的。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農業思想，保存了遠古神農氏學說的精神，故許行號稱為“有為神農之言者”。
作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會政治等領域方面，更立足於現實，探索真理，閃現出特異的光彩。他所處的是各國爭相兼併、人民長期蒙受戰爭禍害而渴望和平的時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樣，也熱烈希望結束戰爭、迎來大一統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要求楚國的君主能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來完成一統寰宇的大業，“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離騷》。）這正如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記·屈原列傳》。)這種“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國來統一各國。屈原的這一思想與願望，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表現了當時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屈原積極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現富國強兵。他在《離騷》中大量援引歷史典故，希望楚國君主能像堯舜禹文武那樣，任用賢能，公正無私，實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許，決心為實現這種“美政”而奮鬥終生，即使不能實現，亦“將從彭咸之所居”，死而無悔。對外積極倡導聯齊抗秦，合縱以求自立圖強。他不避辛勞，風塵僕僕，往來於齊、楚間，為合縱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屈原不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導乎先路”奮鬥決心的實踐者。
屈原生活在“諸侯並爭，厚招遊學”(《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時代，各國國君和權貴爭相招攬士人為自己效勞，故禮賢下士蔚然成風。自孔子起，及至後來的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待賈而沽”，奔走他國，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鬥。屈原則不同，他執著地眷戀祖國，至死也不願離開祖國一步。他在《離騷》、《哀郢》、《抽思》等篇中，熱烈地表達了念祖忠君愛國戀鄉之情，至今催人淚下。如：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見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抽思》)
更可貴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愛國戀鄉與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聯的，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應該指出，屈原的這種念祖忠君愛國戀鄉恤民之情，構成了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對我國人民傳統愛國主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不愧為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和光輝的典範。
屈原在處世態度上，也充滿了積極向上精神，表現出了敢於鬥爭的高貴品質。他的諸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懷，激勵人們不畏邪惡，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為真理而奮鬥不息。屈原的這種積極處世態度，是他的樸素唯物觀與愛國愛民思想的直接表現，與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公孫丑》。)的態度是不同的，無疑是我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四、農家許行思想
許行(約前390-215年間)，楚人，與孟子同時，是戰國時期農家的代表人物。據《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在滕國時，許行偕弟子數十人亦自楚至滕。他與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祿，只要求滕文公給一塊土地，從事耕種。滕文公允諾，許行於是與其徒數十人，穿著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編蓆子為生。儒家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自宋來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可見許行倡導的農家學說，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其徒眾多，連儒家門徒也棄儒而改拜許行為師。
許行思想，主要見於《孟子·滕文公上》。它記載說：“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稟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可見許行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賢君要與民眾並耕而食，一天朝夕兩餐，要身體力行，為民辦事。像滕君那樣“倉稟府庫”，“厲民而自養”，靠殘酷剝削的手段壓榨人民，養肥自己，這樣的國君就算不上“賢君”，是人民所反對的。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農業思想，保存了遠古神農氏學說的精神，故許行號稱為“有為神農之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