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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於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游》。）]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醜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後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啟迪作用的。
與“道法自然”觀相聯繫的，莊子發展了老子社會政治學說，要求回到“渾沌”世界去，即所謂“至德之世”。他說：“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異，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又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至樂》。)可見莊子所嚮往的社會是沒有階級壓迫和戰爭禍害的大同之世，這在當時固屬幻想，但要求恢復“素樸”，即人的自然屬性，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在人類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遠影響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性，莊子對這種“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說明，以致主張“絕聖棄知”、“掊斗折衡”，則是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
正是由於冷酷現實的無情，莊子在人生觀方面又集中體現在所謂“逍遙遊”，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他在《逍遙遊》中說，大鵬的高飛，要有一定的條件，即“有待”，這不能算是絕對的自由；而要真正地達到自由，就要無條件的，即“無待”，這樣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自由自在地遨遊於無窮無盡的天地之間，從而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世界。能達到這樣“無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聖人”。莊子的這種“逍遙遊”的人生觀，實質是企求擺脫現實煩惱的一種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極遁世思想，在當時社會現實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歸本自然，否定天命觀，擺脫人間的不平等，無疑為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啟示。
莊子思想豐富多彩，不愧為我國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豐，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計25篇，包括《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1篇、《卜居》1篇、《漁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為是屈原所作。這些作品，不僅是不朽的詩篇，也同時飽含著屈原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但由於他所作楚辭的影響極其深遠，故其思想反而為後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處於戰國中後期激烈的爭奪時期，故其思想與莊子一樣，亦鑄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懷、頃襄王兩代，正逢楚國由盛而衰的時期，國內矛盾重重，國外問題尖銳複雜，而國際形勢總的趨勢，則由大國紛爭的局面逐步走向統一，這一特定的環境，對一個有深邃目光和有遠大政治抱負的思想家來說，必須作出回答。其二，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百家爭鳴”局面，經過長期的相互辯難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漸呈融合與總結之勢，故屈原的思想紛呈異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現了其兼收並蓄、博大寬闊的胸懷。
屈原的哲學思想，基本承襲老莊，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學說。我們知道，老子創道家學派之後，至戰國後已逐漸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莊子哲學；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體現在《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和《內業》等四篇。屈原的本體論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氣說。氣化生萬物，即所謂“化不易氣”(《管子·內業》。)，這是道家氣一元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基本特徵。但北宗又進一步提出精氣說，認為“精”也是“氣”，是“氣”的更微小的東西，精氣就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如《管子·內業》說：“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人是由“精”(氣)和“形”(氣)相結合而產生的，可見這是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的。然而他們又強調“精也者，氣之精者也”，這種精氣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質，包括道德和智慧一類的內在美，即所謂“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詩人，並無專述精氣說，卻以文學的手段委婉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顯得更加細膩貼切。如他在《離騷》中吟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翳/鳥-羽]兮，溘埃風余上征。”這種“內美”和“中正”(道德)，實際上就是精氣，它能使人離開塵世而上天。又如《遠遊》一詩，對精氣說則作了更詳盡的發揮。作者一開始就說：“悲時俗之迫[阝卮]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為什麼不能上天雲遊，就是因為沒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氣。為什麼沒有精氣?作者接著吟道：“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淒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一是“遭沈濁而污穢”，精氣因“污穢”而不願進來；二是內部原有的精氣，由於內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復返了。怎麼辦?只有“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即經除污穢、淨悲哀、虛靜恬愉的修養，就能“時仿佛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從而復又”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掩浮雲而上征”了。可見，屈原的精氣說與稷下道家學說一樣，精氣並非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細微飄忽不定的物質實體。從這點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徹底的，往往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利用。不過，作為一個詩人，屈原運用其精氣說理論，開闢了浪漫主義創作的新途徑，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則是有積極意義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觀方面，也以“問天”(王逸《楚辭章句》認為屈原《天問》就是“問天”之意，因“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的形式，問而不答，以不答為答，對遠古的神話傳說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涉及到天地萬物、人事代謝，無所不包，思想極其豐富。他大膽地懷疑和否認天命，公開質疑：“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觀的光芒。
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醜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後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啟迪作用的。
與“道法自然”觀相聯繫的，莊子發展了老子社會政治學說，要求回到“渾沌”世界去，即所謂“至德之世”。他說：“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異，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又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至樂》。)可見莊子所嚮往的社會是沒有階級壓迫和戰爭禍害的大同之世，這在當時固屬幻想，但要求恢復“素樸”，即人的自然屬性，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在人類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遠影響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性，莊子對這種“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說明，以致主張“絕聖棄知”、“掊斗折衡”，則是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
正是由於冷酷現實的無情，莊子在人生觀方面又集中體現在所謂“逍遙遊”，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他在《逍遙遊》中說，大鵬的高飛，要有一定的條件，即“有待”，這不能算是絕對的自由；而要真正地達到自由，就要無條件的，即“無待”，這樣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自由自在地遨遊於無窮無盡的天地之間，從而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世界。能達到這樣“無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聖人”。莊子的這種“逍遙遊”的人生觀，實質是企求擺脫現實煩惱的一種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極遁世思想，在當時社會現實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歸本自然，否定天命觀，擺脫人間的不平等，無疑為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啟示。
莊子思想豐富多彩，不愧為我國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豐，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計25篇，包括《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1篇、《卜居》1篇、《漁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為是屈原所作。這些作品，不僅是不朽的詩篇，也同時飽含著屈原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但由於他所作楚辭的影響極其深遠，故其思想反而為後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處於戰國中後期激烈的爭奪時期，故其思想與莊子一樣，亦鑄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懷、頃襄王兩代，正逢楚國由盛而衰的時期，國內矛盾重重，國外問題尖銳複雜，而國際形勢總的趨勢，則由大國紛爭的局面逐步走向統一，這一特定的環境，對一個有深邃目光和有遠大政治抱負的思想家來說，必須作出回答。其二，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百家爭鳴”局面，經過長期的相互辯難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漸呈融合與總結之勢，故屈原的思想紛呈異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現了其兼收並蓄、博大寬闊的胸懷。
屈原的哲學思想，基本承襲老莊，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學說。我們知道，老子創道家學派之後，至戰國後已逐漸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莊子哲學；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體現在《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和《內業》等四篇。屈原的本體論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氣說。氣化生萬物，即所謂“化不易氣”(《管子·內業》。)，這是道家氣一元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基本特徵。但北宗又進一步提出精氣說，認為“精”也是“氣”，是“氣”的更微小的東西，精氣就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如《管子·內業》說：“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人是由“精”(氣)和“形”(氣)相結合而產生的，可見這是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的。然而他們又強調“精也者，氣之精者也”，這種精氣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質，包括道德和智慧一類的內在美，即所謂“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詩人，並無專述精氣說，卻以文學的手段委婉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顯得更加細膩貼切。如他在《離騷》中吟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翳/鳥-羽]兮，溘埃風余上征。”這種“內美”和“中正”(道德)，實際上就是精氣，它能使人離開塵世而上天。又如《遠遊》一詩，對精氣說則作了更詳盡的發揮。作者一開始就說：“悲時俗之迫[阝卮]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為什麼不能上天雲遊，就是因為沒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氣。為什麼沒有精氣?作者接著吟道：“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淒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一是“遭沈濁而污穢”，精氣因“污穢”而不願進來；二是內部原有的精氣，由於內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復返了。怎麼辦?只有“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即經除污穢、淨悲哀、虛靜恬愉的修養，就能“時仿佛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從而復又”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掩浮雲而上征”了。可見，屈原的精氣說與稷下道家學說一樣，精氣並非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細微飄忽不定的物質實體。從這點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徹底的，往往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利用。不過，作為一個詩人，屈原運用其精氣說理論，開闢了浪漫主義創作的新途徑，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則是有積極意義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觀方面，也以“問天”(王逸《楚辭章句》認為屈原《天問》就是“問天”之意，因“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的形式，問而不答，以不答為答，對遠古的神話傳說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涉及到天地萬物、人事代謝，無所不包，思想極其豐富。他大膽地懷疑和否認天命，公開質疑：“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觀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