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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徙陳失誤。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後，楚國已出現生死存亡的危機，其政治重心放在何處，至關重要。歷史表明，楚頃襄王當時東逃，並徙都於陳，是重大的失誤。所謂“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攻楚，不可”(《史記·春申君列傳》。)，系策士高談闊論之議，並不符合歷史實際。陳是楚國的重鎮，早在楚莊、靈、惠王時期便已被破(滅)，秦既已占領鄢、郢，完全可以沿著滅陳路線，隨時進攻楚國。當時兩周早已成為一具殭屍，毫無實力可言，韓、魏疲憊不堪，根本無法充當楚國的軍事屏障。楚國又一貫奉行犧牲韓、魏以親秦路線，也不可能得到或團結韓、魏全力幫助和抗秦。故徙陳，無異於自投虎口，置身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徙陳後，楚國在此尚能生存三十餘年，只是秦滅楚、一統六國時機尚不成熟，並非徙陳戰略決策的正確。實際上，楚頃襄王在失鄢、郢後，猶如驚弓之鳥，“東徙而不敢西向”(《戰國策·中山策》)，是倉促東逃的，並未有過認真議論。徙陳後，心神稍定，又歌舞昇平，盡情享受，不思圖進。
其三，親秦路線與消極“合縱”抗秦的失誤。秦自商鞅變法後，歷代統治者就蓄有滅楚、一統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餘年時，楚威王就意識到秦不可親，必須“合縱”抗秦。他在縱橫家陳說合縱抗秦利害關係後說：“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並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可勝焉。內與君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戰國策·楚策一》。)楚懷王即位後，忘記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國，不可親”的這一遺訓，也不聽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勸告，既不積極“合縱”抗秦，又招致丹陽、藍田之敗，最終客死於秦。楚懷王血的教訓應該說是夠深刻的，但後繼者楚頃襄王、楚考烈王和黃歇等仍執迷不悟，懼秦、親秦、消極“合縱”，甚至為了自己僥倖圖存，竟把禍水潑向鄰國，終孤立無援，被動挨打，毫無起色。
其四，秦的強大。入戰國後，隨著封建兼併戰爭的激烈進行，關東各國利害關係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盡。秦則不然，它自商鞅變法以後，始終把進軍中原，消滅各國為主要目標。為達到這一目的，在經濟上，注重改革，不斷充實國力。在政治上，實行一系列有利於統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別是重用有才幹的外邦人，長期來堅持實行“連橫”策略，在關鍵時刻，又採用“遠交近攻”、用重金收買各國權臣、分化和削弱各國政策，凡此種種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顯成效。在軍事上，執行軍功政策，訓練成龐大的英勇善戰的軍隊，今天陝西臨潼秦兵馬俑坑所出土的各種兵馬俑，充分顯示了當年秦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關中，進可取，退可守，各國雖有時叩關攻秦，卻望而生畏，不敢貿然進擊。當楚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楚考烈王死、黃歇遇害，楚國喪失了政治重心，秦則嬴政親政，朝氣勃勃。秦王政“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史記·秦始皇本紀》。“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加速了統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國的日強，另一方面是六國的日弱，故“併吞戰國，海內為一”的任務，就由秦王政來完成了。綜觀楚國歷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國後，“篳路藍縷”，艱苦奮鬥，英勇進取，廣用人才，師夏、夷之長，是充滿生機勃勃、向上的。春秋時代的創立縣制、掩書土田和戰國前期的吳起變法，都是富有創造性的變革，使楚國一度出現了繁榮富強的局面。但可惜的是這種進取創新精神，逐漸暗淡失色，至戰國末諸代，貪圖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爭奪中無所作為，終不可避免地沉淪下去，直至滅亡。楚國雖亡，然而楚人長期凝聚的奮發圖強、勇於進取的創業精神，眷戀故土、報效族國的愛國精神，博採眾長、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則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創造的光輝燦爛的荊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澤萬世的，它必然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無價之寶。
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楚國雖亡，但楚人傳統的愛國精神是很熾烈的。據《史記·項羽本紀》載，早在楚懷王客死於秦時，楚南公就說過：“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亡後十四年，由於秦王朝“賦斂愈重，戍徭無己”(《史記·李斯列偉》)，又行“繁刑嚴誅”《史記·秦始皇本紀》。)之政，人民大眾實在活不下去，終於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楚人為主體的全國性的人民大起義。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隱王陳勝(公元前208年，陳勝卒後，呂臣葬陳勝於碭，諡為隱王。)元年)，秦王朝徵發“閭左”(貧民，因居鄉里之左，故稱“閭左”)九百人戍守漁陽(今北京漁陽)，他們至蘄縣大澤鄉(今安徽宿縣西南)時，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計不能按期到達，按秦法，失期皆斬。楚人陳勝(字涉，陽城人。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與吳廣(字叔，陽夏人。陽夏，今河南太康)商議，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於是用“魚腹丹書”、“篝火狐鳴”製造起義輿論：“大楚興，陳勝王。”當即殺死押送的將尉，揭竿而起。他們以楚將項燕和秦公子扶蘇的名義，為天下倡，築壇為盟，稱大楚。起義群眾首先攻下大澤鄉，並進而攻占了蘄縣及其周圍地區。然後率眾攻下了陳(即陳郢，今河南淮陽)，已擁兵數萬。陳勝稱王，以吳廣為假王，國號“張楚”(張大楚國之意)。
其三，親秦路線與消極“合縱”抗秦的失誤。秦自商鞅變法後，歷代統治者就蓄有滅楚、一統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餘年時，楚威王就意識到秦不可親，必須“合縱”抗秦。他在縱橫家陳說合縱抗秦利害關係後說：“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並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可勝焉。內與君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戰國策·楚策一》。)楚懷王即位後，忘記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國，不可親”的這一遺訓，也不聽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勸告，既不積極“合縱”抗秦，又招致丹陽、藍田之敗，最終客死於秦。楚懷王血的教訓應該說是夠深刻的，但後繼者楚頃襄王、楚考烈王和黃歇等仍執迷不悟，懼秦、親秦、消極“合縱”，甚至為了自己僥倖圖存，竟把禍水潑向鄰國，終孤立無援，被動挨打，毫無起色。
其四，秦的強大。入戰國後，隨著封建兼併戰爭的激烈進行，關東各國利害關係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盡。秦則不然，它自商鞅變法以後，始終把進軍中原，消滅各國為主要目標。為達到這一目的，在經濟上，注重改革，不斷充實國力。在政治上，實行一系列有利於統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別是重用有才幹的外邦人，長期來堅持實行“連橫”策略，在關鍵時刻，又採用“遠交近攻”、用重金收買各國權臣、分化和削弱各國政策，凡此種種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顯成效。在軍事上，執行軍功政策，訓練成龐大的英勇善戰的軍隊，今天陝西臨潼秦兵馬俑坑所出土的各種兵馬俑，充分顯示了當年秦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關中，進可取，退可守，各國雖有時叩關攻秦，卻望而生畏，不敢貿然進擊。當楚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楚考烈王死、黃歇遇害，楚國喪失了政治重心，秦則嬴政親政，朝氣勃勃。秦王政“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史記·秦始皇本紀》。“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加速了統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國的日強，另一方面是六國的日弱，故“併吞戰國，海內為一”的任務，就由秦王政來完成了。綜觀楚國歷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國後，“篳路藍縷”，艱苦奮鬥，英勇進取，廣用人才，師夏、夷之長，是充滿生機勃勃、向上的。春秋時代的創立縣制、掩書土田和戰國前期的吳起變法，都是富有創造性的變革，使楚國一度出現了繁榮富強的局面。但可惜的是這種進取創新精神，逐漸暗淡失色，至戰國末諸代，貪圖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爭奪中無所作為，終不可避免地沉淪下去，直至滅亡。楚國雖亡，然而楚人長期凝聚的奮發圖強、勇於進取的創業精神，眷戀故土、報效族國的愛國精神，博採眾長、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則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創造的光輝燦爛的荊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澤萬世的，它必然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無價之寶。
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楚國雖亡，但楚人傳統的愛國精神是很熾烈的。據《史記·項羽本紀》載，早在楚懷王客死於秦時，楚南公就說過：“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亡後十四年，由於秦王朝“賦斂愈重，戍徭無己”(《史記·李斯列偉》)，又行“繁刑嚴誅”《史記·秦始皇本紀》。)之政，人民大眾實在活不下去，終於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楚人為主體的全國性的人民大起義。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隱王陳勝(公元前208年，陳勝卒後，呂臣葬陳勝於碭，諡為隱王。)元年)，秦王朝徵發“閭左”(貧民，因居鄉里之左，故稱“閭左”)九百人戍守漁陽(今北京漁陽)，他們至蘄縣大澤鄉(今安徽宿縣西南)時，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計不能按期到達，按秦法，失期皆斬。楚人陳勝(字涉，陽城人。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與吳廣(字叔，陽夏人。陽夏，今河南太康)商議，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於是用“魚腹丹書”、“篝火狐鳴”製造起義輿論：“大楚興，陳勝王。”當即殺死押送的將尉，揭竿而起。他們以楚將項燕和秦公子扶蘇的名義，為天下倡，築壇為盟，稱大楚。起義群眾首先攻下大澤鄉，並進而攻占了蘄縣及其周圍地區。然後率眾攻下了陳(即陳郢，今河南淮陽)，已擁兵數萬。陳勝稱王，以吳廣為假王，國號“張楚”(張大楚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