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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秦王政)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應為蒙武)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今陝西銅川西南)。
公元前225年(楚王負芻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見，派李信、蒙武率二十萬大軍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賁攻魏，圍大梁，魏抵抗，秦軍於是引黃河、大溝水灌大梁，三月後城壞，虜魏王假，魏亡。秦在魏東部地設置碭郡(郡治碭，今安徽碭山南)。王賁得心應手，戰功卓著。
李信攻楚的一路，則遭到楚國有力的抵抗，慘遭失敗。據《史記·王翦列傳》載，李信兵分兩路，自領主力進攻平輿(今河南平輿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寢(今河南沈丘東南)，取得一些勝利。因鄢、郢一帶(楚國本土)有楚軍活動，牽制秦軍東進，所以李信又轉而攻打在鄢郢活動的楚軍(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楚國曾獻青陽(今湖南長沙)以西地給秦，繼而又叛約，進擊南郡，故李信在汝水、穎水一帶取得勝利後，即揮師攻打南郡(鄢郢一帶)的楚國軍隊。）獲勝後，與蒙武會師於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直指壽春，企圖一舉滅楚。這時，屯駐在淮水北岸的楚國大軍，正以逸待勞，尋機殲敵。李信“年少壯勇”(《史記·王翦列傳》)，趾高氣揚地揮師前進時，突然遭到楚軍的反擊，倉猝應戰，遂大敗。楚軍緊追不捨，“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同上。）李信潰不成軍，狼狽逃跑。這是秦統一各國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顯示了楚國在軍事上尚有一定實力。
李信失敗後，楚軍繼續西進，秦王政只得親到頻陽，請王翦復出領兵攻楚。王剪按前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政為了徹底擊敗楚國，不惜“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王剪)”(同上)，可見這次戰役規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負芻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萬大軍攻楚。王翦仍按李信進軍路線，進入陳邑、平輿一線後，接受李信輕率進攻失敗的教訓，即停止前進，在全線上構築壁壘固守。楚國不敢掉以輕心，亦傾全國兵力抵抗。楚軍主動出擊，多次挑戰，秦軍終不應戰。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並“親與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勞。兩軍相持達一年左右後，楚軍漸漸鬆懈，只得“乃引而東”(《史記·王剪列傳》。)，主動撤退。王翦乘機出擊，大敗楚軍於蘄(今安徽宿縣東南)南。楚軍敗後，楚將項燕東山再起，立昌文君於淮南，繼續抗秦(此從《史記·秦始皇本紀》。然該篇說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楊寬《戰國史》考訂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誤。《史記》的《楚世家》、《王翦列傳》、《六國年表》等均說項燕兵敗被殺。）公元前223年(楚王負芻五年)，王翦、蒙武繼續進攻，攻入楚都壽春，虜楚王負芻。楚昌文君死，項燕自殺，楚亡。第二年，王翦又進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會稽郡(郡治吳，今江蘇蘇州)。同年，秦將王賁攻取遼東，虜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虜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賁攻入齊都臨淄，虜齊王建，齊亡。至此，秦統一六國，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九、楚國敗亡的原因
楚國歷史悠久，疆土遼闊，國勢長盛不衰，就在楚懷王時期，策士還認為：“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戰國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國幾乎同時敗亡在秦國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政治守舊沒落，拒絕革新。楚國自入春秋中葉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生產關係已經產生，反映在政治上開始出現了新舊力量的鬥爭。戰國初，楚聲王被“盜”所殺，“國人”立其子悼王，足見其時新舊力量的較量是極其尖銳的。楚悼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在中原各國、特別是魏國改革的影響下，大膽起用異邦人吳起主持變法，大舉革新，楚國政治一時充滿了生氣。不幸楚悼王早死，吳起被舊貴統殘酷地殺害，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就這樣過早地失敗了。“楚不用吳起而削弱”，吳起變法夭折，在楚國歷史上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此，以王為首的統治集團更加昏庸守舊，至楚懷、頃襄王時，屈原僅因內主革新，外主聯齊抗秦，堅持獨立自強，竟亦遭到無情打擊，使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絕望，最後在國(都)破家亡的情況下，自投汩羅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後，春申君黃歇“輔國持權”，掌握楚國政治、經濟、軍事命運，成為“實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對外戰爭雖取得了一些勝利，但謀求封地，修建宮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無所作為。所以，楚國後期歷代統治者，就是這樣沿著惰性的軌道滑下去，終至滅亡。當然，楚國政治的沒落守舊，非始自戰國末，實際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現了，特別是對吳起變法摧殘以來，越來越明顯，並日益頑固。關於這點，《呂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劍等寓言予以諷諭：“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政治守舊沒落，必然輕視人才，甚致摧殘人才。楚國人才濟濟，是為各國所公認的。但楚國統治集團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對楚國造成危害，故史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之說。戰國後，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如熱情來投的異邦人吳起慘遭殺害、才華橫溢、富有政治抱負的屈原被貶抑，就是戰國時期摧殘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戰國末關係到楚國存亡的關鍵時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謀畫策，助其一統中國，其師荀子來楚，卻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現象。黃歇養客三千多人，卻養而不用，只是充當結黨營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資本。人才外流及對人才的摧殘，與統治者的“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戰國策·楚策四》。)結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國政治的沒落性與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篳路藍縷”精神消失了，終因抱殘守闕而退出歷史舞台。
公元前225年(楚王負芻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見，派李信、蒙武率二十萬大軍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賁攻魏，圍大梁，魏抵抗，秦軍於是引黃河、大溝水灌大梁，三月後城壞，虜魏王假，魏亡。秦在魏東部地設置碭郡(郡治碭，今安徽碭山南)。王賁得心應手，戰功卓著。
李信攻楚的一路，則遭到楚國有力的抵抗，慘遭失敗。據《史記·王翦列傳》載，李信兵分兩路，自領主力進攻平輿(今河南平輿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寢(今河南沈丘東南)，取得一些勝利。因鄢、郢一帶(楚國本土)有楚軍活動，牽制秦軍東進，所以李信又轉而攻打在鄢郢活動的楚軍(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楚國曾獻青陽(今湖南長沙)以西地給秦，繼而又叛約，進擊南郡，故李信在汝水、穎水一帶取得勝利後，即揮師攻打南郡(鄢郢一帶)的楚國軍隊。）獲勝後，與蒙武會師於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直指壽春，企圖一舉滅楚。這時，屯駐在淮水北岸的楚國大軍，正以逸待勞，尋機殲敵。李信“年少壯勇”(《史記·王翦列傳》)，趾高氣揚地揮師前進時，突然遭到楚軍的反擊，倉猝應戰，遂大敗。楚軍緊追不捨，“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同上。）李信潰不成軍，狼狽逃跑。這是秦統一各國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顯示了楚國在軍事上尚有一定實力。
李信失敗後，楚軍繼續西進，秦王政只得親到頻陽，請王翦復出領兵攻楚。王剪按前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政為了徹底擊敗楚國，不惜“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王剪)”(同上)，可見這次戰役規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負芻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萬大軍攻楚。王翦仍按李信進軍路線，進入陳邑、平輿一線後，接受李信輕率進攻失敗的教訓，即停止前進，在全線上構築壁壘固守。楚國不敢掉以輕心，亦傾全國兵力抵抗。楚軍主動出擊，多次挑戰，秦軍終不應戰。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並“親與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勞。兩軍相持達一年左右後，楚軍漸漸鬆懈，只得“乃引而東”(《史記·王剪列傳》。)，主動撤退。王翦乘機出擊，大敗楚軍於蘄(今安徽宿縣東南)南。楚軍敗後，楚將項燕東山再起，立昌文君於淮南，繼續抗秦(此從《史記·秦始皇本紀》。然該篇說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楊寬《戰國史》考訂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誤。《史記》的《楚世家》、《王翦列傳》、《六國年表》等均說項燕兵敗被殺。）公元前223年(楚王負芻五年)，王翦、蒙武繼續進攻，攻入楚都壽春，虜楚王負芻。楚昌文君死，項燕自殺，楚亡。第二年，王翦又進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會稽郡(郡治吳，今江蘇蘇州)。同年，秦將王賁攻取遼東，虜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虜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賁攻入齊都臨淄，虜齊王建，齊亡。至此，秦統一六國，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九、楚國敗亡的原因
楚國歷史悠久，疆土遼闊，國勢長盛不衰，就在楚懷王時期，策士還認為：“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戰國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國幾乎同時敗亡在秦國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政治守舊沒落，拒絕革新。楚國自入春秋中葉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生產關係已經產生，反映在政治上開始出現了新舊力量的鬥爭。戰國初，楚聲王被“盜”所殺，“國人”立其子悼王，足見其時新舊力量的較量是極其尖銳的。楚悼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在中原各國、特別是魏國改革的影響下，大膽起用異邦人吳起主持變法，大舉革新，楚國政治一時充滿了生氣。不幸楚悼王早死，吳起被舊貴統殘酷地殺害，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就這樣過早地失敗了。“楚不用吳起而削弱”，吳起變法夭折，在楚國歷史上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此，以王為首的統治集團更加昏庸守舊，至楚懷、頃襄王時，屈原僅因內主革新，外主聯齊抗秦，堅持獨立自強，竟亦遭到無情打擊，使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絕望，最後在國(都)破家亡的情況下，自投汩羅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後，春申君黃歇“輔國持權”，掌握楚國政治、經濟、軍事命運，成為“實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對外戰爭雖取得了一些勝利，但謀求封地，修建宮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無所作為。所以，楚國後期歷代統治者，就是這樣沿著惰性的軌道滑下去，終至滅亡。當然，楚國政治的沒落守舊，非始自戰國末，實際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現了，特別是對吳起變法摧殘以來，越來越明顯，並日益頑固。關於這點，《呂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劍等寓言予以諷諭：“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政治守舊沒落，必然輕視人才，甚致摧殘人才。楚國人才濟濟，是為各國所公認的。但楚國統治集團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對楚國造成危害，故史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之說。戰國後，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如熱情來投的異邦人吳起慘遭殺害、才華橫溢、富有政治抱負的屈原被貶抑，就是戰國時期摧殘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戰國末關係到楚國存亡的關鍵時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謀畫策，助其一統中國，其師荀子來楚，卻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現象。黃歇養客三千多人，卻養而不用，只是充當結黨營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資本。人才外流及對人才的摧殘，與統治者的“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戰國策·楚策四》。)結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國政治的沒落性與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篳路藍縷”精神消失了，終因抱殘守闕而退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