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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總是以讓人們吃上飽飯為第一要義。流民大規模出現之日，就是某個朝代滅亡之時，在那場動亂中就會出現讓流民吃上飯的大首領，一面做出讓人吃飽飯的架勢，一面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反過來講，對於不能讓人們填飽肚皮的王朝來說，那就等於是上天要它改朝換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個能讓大家吃飽飯的人物的頭上。
這裡所說的讓大家吃上飽飯，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論，至少要竭盡全力做出讓人吃上飽飯的架勢。由於有這種架勢，中國歷史上便產生了取之不盡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理論。
在日本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流民現象，所以既沒有與此相應的首領，也沒有因此而產生出過多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理論。在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亂世的室町時期（公元1392～1573年），農業生產取得了飛躍的發展，但並沒有被政治牽連進去。想到這一點就會知道，日本歷史上所說的英雄，似乎跟中國歷史上的那種定義並不完全一樣。同時，日本並沒有出現過像中國皇帝那樣強大的權力，關於這一點，從其根本性的差異中似乎也可以窺視到某種問題。
項羽是個楚人。
關於楚人的問題，小說正文裡已經從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這裡就不再重複。
他們是自古以來就在長江沿岸進行大面積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語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說正文裡提到的那樣，甚至還有一種學說認為楚語屬於古泰語系。作為廣義楚人一支的吳、越等國，到項羽時代已不復存在，但處於長江下游這片吳越文化圈裡的人們，也許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帶到了韓國或日本的北九州，這也是可以想到的。總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這一共同點，筆者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認為楚人的民俗和氣質，與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種類似血緣的關係。
據信中國古代文明是由謀生手段各異的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如果這種想像正確，對於中原地區來講，楚就是最後一種異質文化了。
只是到了這一時期以後，文字和寫作都使用中原地區產生的表達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給融合了進去。然而，與中原地區相比，楚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樣，農民的文化和氣質也相去甚遠。這些楚人在項羽的率領下，猶如洪水猛獸般地直朝黃河流域的中原殺將過來，這段歷史恐怕還是從未出現過的吧！從這一意義來看，也可以說，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這一巨大漩渦里去了。從這一意義上，還可以說，項羽的所作所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滅亡——其具體表現就是楚軍士兵全都歸順了劉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後一次展示，也許還可以認為是形成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的第一個起點。
項羽死於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稱為彌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傳入日本，大體上也是在此前後。當然，這跟項羽及其手下那些長江沿岸種稻人的失敗並沒有直接關聯，但作為歷史年表記在腦子裡，還是不無益處的。
日本人從中國引進漢字和漢文典籍，還是那以後很久的事情。
自引進以後，日本社會就把自己的歷史以記錄的形式編寫下去，但在展示人間世相百態時，比起自己社會的實例，更愛借用漢文典籍中登場的中國古代典型歷史人物。
這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社會到江戶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賴山陽（公元784～1192年）撰寫《日本外史》之前，還沒有本國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說日本是中國文明周邊化的文化，這樣講似乎有蔑視日本之嫌——儘管筆者認為朝鮮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是很難寫出通史來的。
縱使能寫出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貧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這種弊病，但那不是賴山陽的過錯，恐怕還應該說是日本社會的性格造成的。中國社會的情況則不同，正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過著自給自足田園生活的人們一下子就擺脫了束縛，奔向了廣闊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種環境中的人們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這樣塑造他們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說，容易產生典型形象，從戰國時代到秦末戰亂時期尤其如此。
在這些典型人物的墳墓還沒有破敗不堪的時候，出現了一位真實記錄歷史的人物——司馬遷。他與宋朝以後的學者不同，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感，能夠客觀公正地觀察人和事，縱使他貿然來到二十世紀，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計在他二十歲時，按推算當是公元前126年，曾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足跡遍布天下。在這次旅行中，置身於發生過歷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環境之中，司馬遷耳聞目睹了當地的記載、傳說和風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現場大力搜集過材料，這從《史記》中屢屢出現的俗語就能想像出來。當地了解歷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詞均被原原本本地寫在書里，幾乎沒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語，生動的人物形象與整個文章渾然一體。
在這次長途旅行過程中，司馬遷還走訪了當年楚漢兩軍人馬鏖戰過的番縣、薛縣和彭城，到過被稱為楚人根據地的長江下游和江南地區，接觸到那裡別具一格的房舍、風俗習慣和人情世故，肯定對這一切產生了好感。從他文章中的語調完全可以看出，他對亡楚和項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麼深厚的感情。
這裡所說的讓大家吃上飽飯，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論，至少要竭盡全力做出讓人吃上飽飯的架勢。由於有這種架勢，中國歷史上便產生了取之不盡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理論。
在日本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流民現象，所以既沒有與此相應的首領，也沒有因此而產生出過多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理論。在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亂世的室町時期（公元1392～1573年），農業生產取得了飛躍的發展，但並沒有被政治牽連進去。想到這一點就會知道，日本歷史上所說的英雄，似乎跟中國歷史上的那種定義並不完全一樣。同時，日本並沒有出現過像中國皇帝那樣強大的權力，關於這一點，從其根本性的差異中似乎也可以窺視到某種問題。
項羽是個楚人。
關於楚人的問題，小說正文裡已經從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這裡就不再重複。
他們是自古以來就在長江沿岸進行大面積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語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說正文裡提到的那樣，甚至還有一種學說認為楚語屬於古泰語系。作為廣義楚人一支的吳、越等國，到項羽時代已不復存在，但處於長江下游這片吳越文化圈裡的人們，也許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帶到了韓國或日本的北九州，這也是可以想到的。總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這一共同點，筆者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認為楚人的民俗和氣質，與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種類似血緣的關係。
據信中國古代文明是由謀生手段各異的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如果這種想像正確，對於中原地區來講，楚就是最後一種異質文化了。
只是到了這一時期以後，文字和寫作都使用中原地區產生的表達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給融合了進去。然而，與中原地區相比，楚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樣，農民的文化和氣質也相去甚遠。這些楚人在項羽的率領下，猶如洪水猛獸般地直朝黃河流域的中原殺將過來，這段歷史恐怕還是從未出現過的吧！從這一意義來看，也可以說，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這一巨大漩渦里去了。從這一意義上，還可以說，項羽的所作所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滅亡——其具體表現就是楚軍士兵全都歸順了劉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後一次展示，也許還可以認為是形成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的第一個起點。
項羽死於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稱為彌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傳入日本，大體上也是在此前後。當然，這跟項羽及其手下那些長江沿岸種稻人的失敗並沒有直接關聯，但作為歷史年表記在腦子裡，還是不無益處的。
日本人從中國引進漢字和漢文典籍，還是那以後很久的事情。
自引進以後，日本社會就把自己的歷史以記錄的形式編寫下去，但在展示人間世相百態時，比起自己社會的實例，更愛借用漢文典籍中登場的中國古代典型歷史人物。
這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社會到江戶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賴山陽（公元784～1192年）撰寫《日本外史》之前，還沒有本國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說日本是中國文明周邊化的文化，這樣講似乎有蔑視日本之嫌——儘管筆者認為朝鮮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是很難寫出通史來的。
縱使能寫出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貧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這種弊病，但那不是賴山陽的過錯，恐怕還應該說是日本社會的性格造成的。中國社會的情況則不同，正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過著自給自足田園生活的人們一下子就擺脫了束縛，奔向了廣闊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種環境中的人們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這樣塑造他們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說，容易產生典型形象，從戰國時代到秦末戰亂時期尤其如此。
在這些典型人物的墳墓還沒有破敗不堪的時候，出現了一位真實記錄歷史的人物——司馬遷。他與宋朝以後的學者不同，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感，能夠客觀公正地觀察人和事，縱使他貿然來到二十世紀，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計在他二十歲時，按推算當是公元前126年，曾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足跡遍布天下。在這次旅行中，置身於發生過歷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環境之中，司馬遷耳聞目睹了當地的記載、傳說和風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現場大力搜集過材料，這從《史記》中屢屢出現的俗語就能想像出來。當地了解歷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詞均被原原本本地寫在書里，幾乎沒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語，生動的人物形象與整個文章渾然一體。
在這次長途旅行過程中，司馬遷還走訪了當年楚漢兩軍人馬鏖戰過的番縣、薛縣和彭城，到過被稱為楚人根據地的長江下游和江南地區，接觸到那裡別具一格的房舍、風俗習慣和人情世故，肯定對這一切產生了好感。從他文章中的語調完全可以看出，他對亡楚和項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麼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