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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水稻種植傳入日本之後沒過多久，或是稍早一點，正是劉邦和項羽爭奪天下的時代。經過農業生產力大大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種思想流派在內，中國古代文明可說已經發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假如原封不動地使用“文明成熟”這個意義含混的詞彙，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經有了許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跡象，即從上一個時代繼承下來的各種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經在社會上紮根，每個流派都創立了培養人才的教育團體。
一種叫做士的個性群體也自成一體地出現了。日本所說的士，是指封建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國這個時候的士則是指具有某種思想和志向、自己決定命運的單個的人。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那種如同青魚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無個性的方式，隸屬於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所謂士，似乎講的就是既與這種形態相關，又與這種社會現實保持一絲距離的個性群體。
中國歷史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後世的文化統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卻減弱了。後漢末期開始，所謂亞洲型文化開始停滯。令人驚嘆的是，這種停滯，竟一直持續到近代。可是先秦時代到漢代，中國社會生機勃勃，這個時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簡直不像是同一個祖先的後代。
從思想方面來說，秦朝是個進行法家思想實驗的朝代，關於該朝代的建立，人們甚至有過懷疑，認為在其背後有法家的秘密團體介入宮廷，為國家提供理論根據，促使其設立一整套機構，甚至連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官僚機制都設計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麼說還是來自流民。
當時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縱這股力量，並使之保持迴旋的餘地。這些人身邊有老莊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稱為縱橫家的專門玩弄外交權術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沒有法家，這不禁使人在心裡產生一個疑問，當時各學派信徒是不是明顯存在，或暗地裡存在著要首先打倒法家主義的意識呢？
筆者1975年5月中旬曾經去過洛陽。當時，這座城市自唐朝以來就以甲天下著稱的牡丹花已經凋謝了。
洛陽舊市區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磚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難免會產生一種芥川龍之介筆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現身的感覺。鐵路線一側有一幢大屋頂的近似體育館的建築物，走進去一看才知道，裡面保存著一處貯存糧食的巨大糧倉。1969年，因為準備在這裡建工廠，事前鑽孔了解地下土質狀況時，從地底下發現了一塊刻銘磚。磚上刻著三個字：“含嘉倉”。
據說當時趕緊動手發掘，糧倉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
倉穴的直徑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邊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說是倉，其實並不是建築物，而是沿黃土層深挖下去（黃土層不滲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濕材料和其他一些東西，從上面把糧食倒進去。糧食大多是從長江附近各地徵收來的貢米，全部是用船隻運來的。糧食經過運河進入黃河，再從黃河逆流而上，經陸路運到這座洛陽城，儲存到這類倉穴里。據說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當然，這樣的穴並不止一個。含嘉倉被發現之後，包括這座倉穴在內，僅洛陽一地，同類的穴就發現了二百六十一個。
站在倉穴的邊上，對中國式的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唐玄宗時，地處關中高原的長安鬧饑荒，皇帝曾率領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來到洛陽。與其命人運送穀物，還不如皇帝帶頭到有倉穴的地方去享用。這情景真可以說是歷歷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們是不是就在倉穴邊上忙不迭地吃進肚子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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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羽與劉邦》 後 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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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時，安祿山掀起叛亂。曾有一個時期，安祿山攻陷洛陽後一直死賴著不走，形勢惡化的時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離開這裡，就是要讓他的十幾萬士卒吃上糧食。
我目不轉睛地俯視著猶如埋了一個大搗米缸的含嘉倉，覺得仿佛對歷史上的一個場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與項羽進行決戰的後期，劉邦始終牢牢地抓住黃河岸邊的成皋、滎陽兩城，至死也不肯挪動一步。特別是滎陽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國當初曾在這座山上像蜂窩似的挖了許多洞穴，裡面都儲藏著糧食。據說敖倉就是敖山糧倉的簡稱，劉邦面對項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進攻也不肯離開這裡。假使把劉邦獲勝的原因用漫畫的手法歸結為一點，恐怕就只能說是在於固守這座敖倉吧！
眼裡盯著含嘉倉，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流民的場景。
中國每隔幾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極為嚴重的災荒。倘若說到綠色的東西，連一根雜草都見不到，這種情況下，整個村莊的人都會成為流民，靠襲擊別的村莊來吃到食物，而被襲擊一方的村民就丟下村子集體當了流民，為尋找吃的東西而四處流浪。所謂英雄，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只要聽說什麼地方有人能讓五千人吃上飯，流民們就會一擁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沒過多久，當那個首領也難以保證五千人的吃飯問題時，首領就要四處去尋找，然後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證五萬人吃上飯的更大一點的首領手下。到最後，能保證百萬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勢力，有這種本事的人在中國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這一定義的英雄還從來沒有出現過。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極少乾涸，即使有災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諸如流民漩渦般地遍及整個大地的那種“中國現象”，還從來沒有發生過。
假如原封不動地使用“文明成熟”這個意義含混的詞彙，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經有了許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跡象，即從上一個時代繼承下來的各種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經在社會上紮根，每個流派都創立了培養人才的教育團體。
一種叫做士的個性群體也自成一體地出現了。日本所說的士，是指封建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國這個時候的士則是指具有某種思想和志向、自己決定命運的單個的人。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那種如同青魚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無個性的方式，隸屬於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所謂士，似乎講的就是既與這種形態相關，又與這種社會現實保持一絲距離的個性群體。
中國歷史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後世的文化統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卻減弱了。後漢末期開始，所謂亞洲型文化開始停滯。令人驚嘆的是，這種停滯，竟一直持續到近代。可是先秦時代到漢代，中國社會生機勃勃，這個時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簡直不像是同一個祖先的後代。
從思想方面來說，秦朝是個進行法家思想實驗的朝代，關於該朝代的建立，人們甚至有過懷疑，認為在其背後有法家的秘密團體介入宮廷，為國家提供理論根據，促使其設立一整套機構，甚至連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官僚機制都設計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麼說還是來自流民。
當時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縱這股力量，並使之保持迴旋的餘地。這些人身邊有老莊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稱為縱橫家的專門玩弄外交權術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沒有法家，這不禁使人在心裡產生一個疑問，當時各學派信徒是不是明顯存在，或暗地裡存在著要首先打倒法家主義的意識呢？
筆者1975年5月中旬曾經去過洛陽。當時，這座城市自唐朝以來就以甲天下著稱的牡丹花已經凋謝了。
洛陽舊市區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磚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難免會產生一種芥川龍之介筆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現身的感覺。鐵路線一側有一幢大屋頂的近似體育館的建築物，走進去一看才知道，裡面保存著一處貯存糧食的巨大糧倉。1969年，因為準備在這裡建工廠，事前鑽孔了解地下土質狀況時，從地底下發現了一塊刻銘磚。磚上刻著三個字：“含嘉倉”。
據說當時趕緊動手發掘，糧倉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
倉穴的直徑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邊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說是倉，其實並不是建築物，而是沿黃土層深挖下去（黃土層不滲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濕材料和其他一些東西，從上面把糧食倒進去。糧食大多是從長江附近各地徵收來的貢米，全部是用船隻運來的。糧食經過運河進入黃河，再從黃河逆流而上，經陸路運到這座洛陽城，儲存到這類倉穴里。據說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當然，這樣的穴並不止一個。含嘉倉被發現之後，包括這座倉穴在內，僅洛陽一地，同類的穴就發現了二百六十一個。
站在倉穴的邊上，對中國式的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唐玄宗時，地處關中高原的長安鬧饑荒，皇帝曾率領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來到洛陽。與其命人運送穀物，還不如皇帝帶頭到有倉穴的地方去享用。這情景真可以說是歷歷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們是不是就在倉穴邊上忙不迭地吃進肚子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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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羽與劉邦》 後 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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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時，安祿山掀起叛亂。曾有一個時期，安祿山攻陷洛陽後一直死賴著不走，形勢惡化的時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離開這裡，就是要讓他的十幾萬士卒吃上糧食。
我目不轉睛地俯視著猶如埋了一個大搗米缸的含嘉倉，覺得仿佛對歷史上的一個場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與項羽進行決戰的後期，劉邦始終牢牢地抓住黃河岸邊的成皋、滎陽兩城，至死也不肯挪動一步。特別是滎陽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國當初曾在這座山上像蜂窩似的挖了許多洞穴，裡面都儲藏著糧食。據說敖倉就是敖山糧倉的簡稱，劉邦面對項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進攻也不肯離開這裡。假使把劉邦獲勝的原因用漫畫的手法歸結為一點，恐怕就只能說是在於固守這座敖倉吧！
眼裡盯著含嘉倉，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流民的場景。
中國每隔幾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極為嚴重的災荒。倘若說到綠色的東西，連一根雜草都見不到，這種情況下，整個村莊的人都會成為流民，靠襲擊別的村莊來吃到食物，而被襲擊一方的村民就丟下村子集體當了流民，為尋找吃的東西而四處流浪。所謂英雄，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只要聽說什麼地方有人能讓五千人吃上飯，流民們就會一擁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沒過多久，當那個首領也難以保證五千人的吃飯問題時，首領就要四處去尋找，然後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證五萬人吃上飯的更大一點的首領手下。到最後，能保證百萬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勢力，有這種本事的人在中國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這一定義的英雄還從來沒有出現過。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極少乾涸，即使有災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諸如流民漩渦般地遍及整個大地的那種“中國現象”，還從來沒有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