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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名日本戰俘，沒有一個人參與過山下奉文藏金的埋藏工作。
這一點，季里諾總統和貝南西奧·杜克早就知道了，很顯然，他們提早審訊過所有的戰俘，知道所謂這些戰俘參與過藏金的埋藏工作的說法，完全是子虛烏有，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當然，與此同時，他們也警告過戰俘，不准向任何人說起他們問詢過此事。
福光稔一方面做出繼續採訪戰俘的樣子，一方面從他們身上脫離出來，開始尋找其他的人。他要尋找的對象，是兩個特殊的人物。在日本，他隱隱約約聽人講過，當年，負責山下奉文藏金埋藏工作的，主要是兩個軍官，一個叫島田川秀，一個叫松下明子。這兩個人在戰後——準確地說，自從他們負責這項工作以來，就不知去向了，戰後，他們沒有回日本，也沒有他們在別國定居的消息，總之，他們下落不明。福光稔想，如果能在菲律賓找到認識島田川秀或松下明子的人，一切問題就都好辦了。
他以常人難以想像的耐心和毅力，在菲律賓各處流竄（當然他有一些主要的地點，那就是馬尼拉和碧瑤）。結果卻令他非常失望。那些菲律賓人，當年一聽到日軍到來，躲避唯恐不及，只要是日軍，就害怕，就痛恨，哪裡知道什麼大佐小佐？
當然，這是福光稔後來自己向外界透露的信息，事實上，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絕回答他，或者給他一個失望的回答，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有些研究者認為，福光稔的這一次大規模的採訪活動，實際是有所收穫的，不然，也不會有以後的一系列活動。
在這一點上，筆者也曾作過多方調查，似乎還找到了一些當年福光稔詢問過的人，當然，他們現在都是耄耄老者了，說話口齒已很不清楚，加上年事已高，生活中太多的磨難，使他們對一切似乎都很麻木。他們不大願意回答我的問題，我問一句，他們答一句，說出的話，大都是“嗯”、“啊”一類的助詞，沒有多少實際意義。我不能因為他們回答的助詞而憑空想像，更不敢妄加判斷，我的朋友曾取笑我，說為了寫這部書，我快被弄得傾家蕩產了。這話也不誇張，我之所以把自己幾乎全部的家產都投了進去，是想獲得每一個細節的真實。戰爭，是人類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它使人類生活中的各類矛盾集中暴發，把人們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文明摧毀了，同時，也像鞭子一樣抽打人們去努力建設新的更加高級的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並不全是壞事。我這樣說，肯定要引起歷經過戰爭苦難的人們的不滿，對此，我深表理解，而且，我本身就是一個堅定的反戰者，對那些挑起戰爭的人，我深惡而痛絕之，這是我感情的一面，然而，我是一個搞研究的人，我不能只憑感情去理解事物。我認為，在這世間，有一個東西與戰爭相類似，那就是寶藏，寶藏是大多數人創造的，卻為少數人所擁有，那些擁有寶藏的人，多為不勞而獲者。對寶藏的研究，能幫助我們解剖人類本身的許多瘤疾，許多弱點。因此，我對一切盜墓的行為都感興趣，我要知道那些冒著死的危險去盜墓的人，到底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當然，盜墓的行為與挖掘山下奉文藏金比較起來，又顯得相當平淡了。山下奉文藏金是戰爭的產兒，它與戰爭是互為因果關係的，它比其他的藏寶更具有血腥味。
而且，尋找這批藏金，是世界上好些國家好些亡命之徒幾乎一致的行動。可以說，它是一面鏡子，一面鑒照人類醜惡的鏡於。為了把這鏡子背後的東西揭示出來，我不敢有絲毫的馬虎。為了證實丸山正雄的得力幹將村上井被蟒蛇吞食的情形，我曾3次去日本，採訪了千島。前兩次去，她都不願意提供這方面的情況，一提起二戰，提起她們那次尋寶的經歷，她就不斷地嘔吐，可是，我的真誠徵服了她，終於使她十分詳盡地給我講述了他們經歷的全過程……我雖然不能判斷福光稔是否在菲律賓獲取了一星半點的信息，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在馬尼拉遇到了兩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利奧波多·保羅·吉加和班傑明·巴爾莫雷斯。
我相信，讀者肯定沒有忘記這兩個神秘的人物。在他們的手裡，有一大批山下奉文藏金的藏寶圖。需知，有了這些藏寶圖，就等於成功了百分之九十，沒有它們，就必須繼續在黑暗中摸索。
但是，吉加和班傑明都沒有把藏寶圖提供給福光稔。福光捻也不知道他們手裡有這批藏寶圖。很顯然的道理是，吉加和班傑明都不願讓過多的人知道他們手裡有藏寶圖，知道的人多了，他們還能過安穩日子嗎？還能在黃昏時分去海濱的石廊上散步枯坐嗎？不僅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他們還會遇到殺身之禍！
沒拿到圖，對福光稔而言並不遺憾，因為他一開始就沒有這樣的奢望，他感到興奮的是，吉加和班傑明都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覆：絕對有山下奉文藏金的存在！
福光稔問他們何以這麼肯定，他們的回答是：他們的父親當年曾給山下奉文將軍辦過事，他們是從自己父親口裡得知的。
福光稔再問詳情，他們異口同聲他說：不知道，因為他們那時都還年輕，父親不可能把這樣絕秘的事情告訴他們。
不管怎麼說，這大大增強了福光稔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