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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分擔帝國戰爭費用會帶來許多長遠的利益。要是他們自願承擔這些費用

  的話,也許永遠不會有 1763 年以後改變英國政策的必要,這些改變是以使

  殖民地支付其應當承擔的費用為目標的,它們也激起了關於稅收問題的憲法

  辯論。如果沒有這些改變,也許不會激起殖民地叛亂。

  殖民地從它們的美洲經驗出發,認為防務應在本地開始。它們越是操心

  這個問題,就越認為英國憲法使它們關於財政 和軍隊必須地方控制的主張

  神聖化了。英國議會企圖使殖民地居民承擔進行政治戰爭並支付其費用的義

  務。但是,各殖民地強烈的地方獨立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在較早的殖民地戰

  爭中妨礙它們互相幫助,在法國人和印第安人之戰期間又困擾著勞登勳爵)

  導致他們走向“脫離英國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以及在以後的 1812 年

  戰爭中,一種類似的短見——再次用法律、憲法和財政上以及審慎考慮過的

  論據來強調——將再一次造成幾乎是災難性的局面。

  因此,在殖民地願意“反叛”而不願聯合的這個事實里不存在自相矛盾,

  相反,這兩種事實可以互相說明。強烈的分裂主義以及為保衛家園和城鎮而

  保持本地資源的決心,在革命時期也產生了折磨殖民地軍隊的幾乎是難以克

  服的困難。這些也是英國正規軍終究不可能征服美利堅人的真正原因。它們

  還是使美國的聯邦主義難以實行、但極為必要並終究取得驚人的成功的原

  因。

  以後一種美國“孤立主義”的根源也在於此。這裡已經產生了一種將戰

  爭視為緊急和臨時保衛故鄉的手段的觀念,它取代了那些為王朝的、商業的

  或帝國的半秘密的需要而作戰的歐洲的戰爭觀念。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

  說:

  歐洲有一套基本利益,我們則沒有,或關係甚為疏遠。因此歐洲必定經常忙於爭執,其起因實

  際上與我們的利害無關。因此,在我們這方西通過人為的紐帶把自己捲入歐洲政治的詭譎風雨,

  與歐洲進行友誼的結合或敵對的衝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國位於隔離的和遙遠的位置,這要求我們並使我們追尋另一條不同的道路。如果我們保持一

  個民族,在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的治理下,則那樣的一個時代就不會太遠了:到那時,我們得以

  避免外來煩攏所造成的重大毀壞;到那時,我們在任何時候決心保持的中立態度將獲得嚴格的

  尊重;到那時,交戰各國無望獲得我們的支持時,就不敢輕率地冒險向我們挑畔;到那時,我

  們就可以根據正義所指引的我國利益來選擇和平或戰爭。

  為什麼屏棄在如此特殊形勢下的有利條件呢?為什麼離開我們自己的立場而站在外國的

  立場呢?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命運與歐洲任何地區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從而把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同

  歐洲的野心、競爭、利益、好惡或反覆無常糾纏在一起呢?

  根據新的聯邦憲法,只有通過麻煩的和費時的立法程序,由公眾充分考慮,

  才能宣戰。早期美洲景象的余象還在。美國人民對他們的國家的外交政策保

  持著強有力的和經常是無組織的干預。

  56.非職業軍人

  國的戰爭經常是由“嚴陣以待的農民”去打的,這種信念根源於早期美

  洲生活的一些事實。軍人只是武裝的公民。在歐洲大陸政治生活中反覆出現

  的那些主題,如軍人階級、對政府構成威脅的軍事領袖、宮廷革命、政變、

  軍隊和文官政府之間的激烈鬥爭等等,在美國並未出現。聯邦憲法中文官控

  制軍隊的明確規定,只是宣告了那個早已是殖民地生活中最堅定的制度之一

  的東西。

  多德里奇在描述邊遠地區的居民時,表達了美國人對軍人的典型看法。

  他說那些人“沿著俄亥俄河,在賓夕法尼亞、維吉尼亞和肯塔基的邊界上形

  成一條警戒線,這條線在革命戰爭期間保衛了這個國家不受印第安人的襲

  擊。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主要戰鬥部隊,也就是說,在他們決意去當民兵的時

  候和決意放下武器的時候,他們都是軍人。他們眼兵役是自願的,當然不領

  軍餉。”

  在殖民地時期結束以前很久,英國的政治家和職業軍人就已經認識到他

  們不能依靠美利堅人來充實駐在美洲的正規軍隊伍。雖然手持步槍、百發百

  中的邊遠地區居民願意而且能夠保衛他的家園,但他在歐洲式的職業軍隊裡

  卻是個不聽話的人。各個殖民地有著強烈的地方主義,拒絕在任何大戰略中

  進行合作,因而它們的武裝公民是不適宜於擔任殖民地防禦的重任的。如果

  英國政府希望阻止法國積聚攻擊性軍事力量來保護殖民地的話,它就必須從

  外面派一支職業軍隊來。殖民地時期殖民地戰士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取得勝

  利的唯一實例,是 1745 年新英格蘭人占領路易斯堡,但甚至這也不是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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