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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經濟制度。它通常是某一個在位的君主力擴大其領土、維護其榮譽或

  者從敵國君主——可能是他的表兄弟——手中獲取商業利益所作的努力。比

  起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的宗教戰爭,它們的目的有限得多。

  貴族書本文化的泛歐性提供了一種共同的思想觀念,而從這一思想觀念

  中發展出了規定戰爭的正當理由和適當限制的專門著作。在這段時期的大部

  分時間裡,主要的手冊是格勞秀斯的《論戰爭與和平的法律》(1625—1631

  年出版),它為文明國家確立了權威性的“規則”。十八世紀後期,它為瓦

  特爾的《國際法》(1758 年出版)所取代。該書雖作了某些變動,但仍認

  為文明國家在戰爭與和平方面要受某些自然規則的束縛。

  不幸的是,埋伏以待最早到來的移民的美洲印第安人,沒有讀過格勞秀

  斯或瓦特爾的著作。他們既沒有國際的貴族階級,也不相信只在晴朗天氣下

  在開闊地帶作戰的有限戰爭的好處。他們有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作戰方式,

  即森林方式他們不習慣於對陣戰,也不習慣於吹號下令的攻擊。印第安人的

  弓箭不像火繩槍,它沒有聲音,十發九中,甚至在雨天也能快速發射;戰斧

  是一種比十五英尺長的長矛更適用的武器。當印第安人抓住一個敵人時,他

  們並不服從格勞秀斯的戰爭法規去用俘虜交換俘虜。相反,屠殺和拷打是他

  們的法則。他們滿不在乎地剝敵人的皮,或者用棒尖猛戳,使他流血而死。

  十八世紀後期,約瑟夫·多德里奇牧師在西維吉尼亞看到了這種野蠻的攻擊:

  印第安人殺人不加區別,一律格殺勿論。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敵人斬盡殺絕。孩子是他們報復的

  犧牲品,因為如果是男孩,今後他們會成為戰士,而如果是女孩,她們會成為母親。在他們看

  來,甚至胎兒也是有罪的。讓胎兒與被殺害的母親一起死掉還不夠,他們還把它從懷孕的子宮

  里拉出來,放在棒上或竿上高高舉起,作為戰利品,也作為一種對屠殺中的餘生者進行恐嚇的

  物品。如果印第安人抓住俘虜,那末他在處理上極少有所憐憫。他饒了那些落在他手中的人的

  性命,是為了用折磨俘虜的辦法,來滿足他和他的同伴們的殘忍的報復心。

  北美的這種史實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冒險文學,即印第安人的俘虜的故

  事,它詳細敘述了普通移民及其妻兒們所受的苦難和英雄事跡。

  印第安人是無處不在的。他們搞突然襲擊,他們是出現於荒僻小屋的寂

  靜中的一種夜間的恐怖。科頓·馬瑟回憶說,新英格蘭移民覺得“到處都受

  到無數活生主的魔鬼的襲擊”,對他們來說印第安人是“許多‘出洞的狼’”。

  沿海各殖民地的每一個地區都遭到血洗。1622 年維吉尼亞居留地遭受慘重

  傷亡,1644 年又一次被血洗,這在該殖民地從未彼人忘卻。1678 年弗吉尼

  亞的納撒尼爾·培根叛亂說明,西部移民要求更多的幫助來對付印第安人。

  我們已經知道,十八世紀中期印第安人的大屠殺是怎樣使賓夕法尼亞貴格會

  教徒的政府危機尖銳起來的。在十八世紀臨近結束以前,這種恐怖感決定了

  移民的軍事政策。在整個殖民地時代經常出沒於居留地邊緣的印第安人的威

  脅,到十九世紀開始後很久仍然是逐漸伸展中的西部的一大恐怖。1876 年

  卡斯特將軍的部隊慘遭屠殺十年後,剩餘的少量印第安人遷入了印第安人領

  地或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威脅才告消除。

  印第安人不是唯一的威脅。英國殖民地的某些地區斷斷續續地受到歐洲

  列強——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的入侵威脅。雖然至少從 1588 年西班牙

  “無敵艦隊”被擊潰時起到拿破崙時代止,英國本土一直處於免受外敵入侵

  的相對安全之中,可是維吉尼亞的早期移民卻經常膽戰心驚,唯恐西班牙人

  在佛羅里達的卡羅琳堡屠殺胡格諾派教徒的事件會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重

  演。詹姆斯頓的早期移民不止一次發出警報,說西班牙船隻正在駛入他們的

  河流;他們不安地注視著每一艘駛近的船,怕它們帶來入侵者。1643 年,

  波士頓由於拉圖爾乘坐的一艘一百四十噸的法國船駛近而驚慌不已,此後也

  曾出現過多次使它有理由擔心可能遭到一些歐洲國家軍隊進攻的情況。甚至

  信奉和平主義的賓夕法尼亞貴格會教徒,也由於西班牙船隻出現於該城的港

  口而緊張起來。

  這種威脅,迫使整個群體在危險時期群集而後。作為在印第安人襲擊期

  間的棲息所和避難所建築起來的衛戍營房,成了美洲戰爭的無限性的一個象

  征。印第安人即將襲擊的警報一發,鄰近居民便會收拾起他們最值錢的財物

  集中到營房中去。在新英格蘭,1676 年的菲利浦國王之戰的戰亂時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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