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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陸氏所引隋文帝敕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蓋"周武之時，悉滅佛法，凡諸形像，悉遣除之，號令一行，多皆毀壞"，以至"塔宇既廢，經像淪亡，無隔華夷，掃地悉盡"。故發此敕以"重顯尊容，再崇神化，頹基毀跡，更事莊嚴，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陸氏乃據此文以為印書之始。袁恬《書隱叢說》即謂"雕者屬像，撰者乃經也，非雕刻之始也"。島田氏不察，仍襲陸氏之誤，故俞樾駁之曰："至引隋開皇敕謂隋時已有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定之誤。雕像撰經乃是二事，若雲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廢像豈可雕版乎！"①可謂甚當。《歷代三寶記》卷十二《有象經法式》十卷，開皇十五年敕有司撰，袁氏所謂"撰者乃經也"者，此其證也。
又案陸氏文中"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二語，後來引者各異其辭。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作"悉令雕造"，島田氏又據別本逕作"雕版"，並曲為之解曰："余則以為陸氏在明猶逮見舊本，而紀雲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陸氏確曾見舊本，其所著《玉堂漫筆》卷下云："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云云是也。然其家刊本《河汾燕閒錄》作"悉令雕撰"，並不作"雕版"，日本縮刷《藏經》以麗元諸本校勘，於此亦作雕撰，無作雕版者，則島田之說不足辨矣。
島田又據《顏氏家訓》江南書本之語，以為系對墨版而言，遂謂墨版昉於六朝。俞樾駁之曰："又引《顏氏家訓》謂北齊已有雕版，更恐不然，如顏氏果以書本對刻本而言，則當時刻本當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時猶不多見也？書本乃寫本耳。古書本無不同，而傳寫各異，故曰江南書本，對河北書本而言，非對刻本言。《書證》篇或雲江南本、河北本，或雲江南書不言本、河北本不言書，隨便言之，皆以江南與河北對。"②葉德輝亦非其說，以為"若以諸書稱本定為墨版之證，則《劉向別傳》校讎者一人持本，後漢章帝賜黃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謂墨版始於兩漢乎？島田氏謂在北齊以前，所有援據，止諸書稱本之詞，陸氏誤字之語，則吾未敢附和也。"③二氏駁論，確當不移。故在未有新史料發見以前，僅據陸氏與島田氏之言，以為中國之有雕版始於六朝及隋，蓋不足信已。
第37節：三 唐代刊書之先導
三 唐代刊書之先導
中國在隋及隋以前之無雕版書，約如上述，而考諸現存實物及文獻，唐代刻書之確然有據，則無可疑。現今世界上最古之印刷品，當推寶龜本《陀羅尼經》①。然唐代日本文化大都傳自中土。如日本夾纈，其名見於宋王讜《唐語林》，創於唐玄宗之寺，②即其一例，則刊印《陀羅尼經》恐亦有所受也。顧文獻無征，今不具論。茲篇所欲究者，為唐代刊書梗概，然於刊書之先導，亦不能不一述也。
中國印刷術之起源，與佛教有密切之關係。語其變化之概，當為由印像以進于禁咒，由禁咒進步始成為經文之刊印，而其來源則與印度不無關係也。今摭錄諸家言像印及印佛像之文如次：
（甲）《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龍，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以下各贈華十段並食器，次伸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諸眾僧餞送使人。
（乙）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三十一《灌沐尊儀》：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積或聚，以磚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滅。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為業。
（丙）唐馮贄《雲仙散錄》印普賢像條引《僧園逸錄》：
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
案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有云："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波，總聚於內，簾修供養。"日本寶龜本之《陀羅尼經》分置於百萬小塔中，即所謂法舍利也。王玄策所獲之佛印，即《寄歸內法傳》所云之泥制底（Koitya）及拓模泥像一類之物也。始言印刷之文獻，當以義淨之言為最先矣。①
此種佛印流傳甚廣。日本大和法隆寺所藏不動明王像一紙印像三千，藥師如來像一紙印像十二，阿彌陀如來像以縱一尺一寸五分之紙而印像百八尊。此外尚有吉祥天女像，毗沙門天像，皆一紙而印像數十，當即佛印之類也。一九○八年法人伯希和探檢敦煌石室，發見用佛印印成之千體佛，俱為唐代之遺。②考諸往昔道家修煉，登山涉水，往往佩帶棗木大印，印上刻字數達一百二十。③然初無傳播之想，不過用以避邪而已，不得謂之印刷也。至唐代印度佛印傳入中國，摺佛之風一時大盛，一紙中動輒印百千佛像，一印或數百千張，而後印刷方告萌芽，遂有後日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