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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蕊意識到，不管事實情況如何，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及世界各地的數以百萬的其他人將再一次討論她所蒙受的奇恥大辱以及她將如何繼續面對公眾。她引用埃莉諾?羅斯福的話說，政治圈裡的女人，其“臉皮要像犀牛皮一樣厚”。
希拉蕊給西德尼?布魯門多打了電話。自從福斯特死後，布魯門多便已成為希拉蕊的知己。在她打電話之前，柯林頓便先把布魯門多叫到橢圓形辦公室，向他做了比向希拉蕊還詳細的關於萊溫斯基案的敘述。柯林頓在辦公桌後面緩緩地踱著步，看上去有些緊張。他說，萊溫斯基曾“要我與她發生性關係”。當他拒絕了這一要求時，她便開始威脅他。柯林頓解釋說，他當時感覺就像《中午的黑暗》里的一個人物，可他又不忍心不去幫助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布魯門多想知道，柯林頓是否與萊溫斯基單獨在一起待過。柯林頓說，他們附近一直有人，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講話。
布魯門多回憶說：“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他如此失態。我已經習慣於看到他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縱論政策、現實、主張和判斷，仿佛一切盡在掌握。而現在，連他自己都說，他已任由敵人擺布，不知該做些和說些什麼。那一次，我在橢圓形辦公室里分明看到了一個不知所措的人。”
《希拉蕊傳》漫長的季節(3)
布魯門多後來意識到，柯林頓之所以要向他編這一段故事，是因為“我太了解希拉蕊了。對柯林頓來說，無論如何都要保護他們兩人的婚姻”。柯林頓知道，布魯門多和希拉蕊會進行對證。
布魯門多回憶說，之後，他與希拉蕊進行了一次非常私密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希拉蕊從柯林頓內心深處的苦楚對萊溫斯基案做了深入分析：她相信，柯林頓不幸的家庭遭遇時常影響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對別人的無限同情來自於他與母親這樣一名極為開朗和富於同情心的女性的親密關係，還來自於他“缺乏父愛，窮困潦倒”的生活和與其兇殘且酗酒的繼父打架的經歷。柯林頓總是樂於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他與萊溫斯基的事情只能“再次說明他的這一秉性”。
布魯門多告訴希拉蕊，他曾經與戴維?布羅克談過。布魯門多說：“我一直在告訴她布羅克的事情。他對此案的前因後果以及動機分析等澄清了許多事情。”因此，基於這位“州警門”事件始作俑者的信息，“我和希拉蕊便看出後來希拉蕊所稱的‘極右翼陰謀’了”。
當柯林頓夫婦的律師團在其位於鬧市區的辦公室里想方設法編造一套巧言令色的託詞時，布魯門多在其位於西翼一角的一間辦公室里靜觀事態變化。對於每天發生的法律事件、公共關係事件、柯林頓幕僚們的人事變動（包括他自己）、大陪審團的人事變動，以及獨立檢察官的下屬、FBI特工甚至是斯塔爾本人進行的審訊等，他都做了詳細記錄。
布魯門多把當前局勢完全政治化的思想符合希拉蕊的預想，因此被希拉蕊接受並完善。他們兩個人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把目前敵人的圖謀理了一遍，發現了一些事實的真相。柯林頓可恥的自毀前程的行為已經給了斯塔爾、金里奇和其他強大右翼分子以千載難逢的機會。即使沒有柯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這段緋聞，柯林頓夫婦也會遭到攻擊（至少按照布魯門多和希拉蕊的推斷是這樣）。柯林頓又是給萊溫斯基找工作，又是買禮品，其“同情心”走得有些太遠。希拉蕊、布魯門多、白宮職員、律師團和國會中的民主黨人都看得出來，這是又一次利用總統弱點達到政治目的的企圖，並將會導致修改《憲法》，使獨立檢察官肆意妄為。如果他們處理不好，柯林頓、弗農?喬丹和貝蒂?柯里（毫無疑問還有其他人）將面臨被指控作偽證，甚至是妨礙司法公正；特別是柯林頓，可能將面對彈劾。
當天下午，總統分別接受了PBS、NPR以及國會山的報紙《點名》的採訪，就其即將發表的《國情咨文》談了自己的看法。下午3點30分，所有有線網開始現場直播吉姆?萊勒對總統的採訪。在此之前，柯林頓曾經與肯德爾通過電話演練過，並且發誓不會讓斯塔爾把他趕下台。後來柯林頓回憶說，當時他認為，如果他能挺過兩周時間，一切便會“煙消雲散”。那時，斯塔爾的策略便更加會被媒體和公眾看透，從而雙方達到一種“制衡”。但兩周之後，他卻仍然覺得壓力異常大，“肆意行為鋪天蓋地而來”。正當柯林頓坐下開始接受訪談時，巴迪─仍是一隻沒長大的小狗─卻不願意跑到柯林頓的椅子上。無奈之餘，柯林頓只好把巴迪送到演播室外面由其副手照看，現場直播因此延誤了幾分鐘。萊勒的第一個問題便直指萊溫斯基。
“沒有性關係，沒有不正當性關係，或是其他任何不正當的關係。”柯林頓說。對於另外一個問題，他回答說：“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要他們不講實話。沒有不正當關係。”
哈里?托馬森在洛杉磯CBS的辦公室里觀看了這個節目，他對總統這一孱弱的回答感到震驚。他看上去絲毫沒有信心，猶豫不決。在廣播節目裡，一些記者已經指出，總統在回答問題時使用了現在時時態。同時，柯林頓也已經及時發現了他的“現在時”問題，在接下來的兩次訪談節目中，他都明確聲明，“以前”從未發生過性關係。然而，在這兩次訪談中，人們始終認為他看上去仍然不可信。